近三十年来中国秘书史研究综述管理论文(优秀3篇)

近三十年来中国秘书史研究综述管理论文 篇一

近三十年来，中国秘书史研究取得了显著的进展。本文将综述近三十年来中国秘书史研究的主要成果和发展趋势，并探讨未来的研究方向。

近三十年来，中国秘书史研究的主要成果包括：对秘书的定义和角色进行重新审视，对秘书的地位和作用进行深入研究，以及对秘书制度的历史演变进行全面考察。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我们深入理解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和行政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近三十年来的研究对秘书的定义和角色进行了重新审视。在传统观念中，秘书往往被认为只是个人助理或行政助手，然而，近年来的研究表明，秘书在古代政治制度中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他们不仅仅是记录员，更是政治决策的参与者和执行者。这种重新审视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古代政治制度的运作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近三十年来的研究对秘书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深入研究。通过对历代史书和史料的分析，研究者们发现，秘书在古代政治机构中拥有相当高的地位和影响力。他们除了负责记录、传达和保存文件外，还经常担任决策过程中的重要角色，甚至有时候可以影响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古代政治制度中的权力关系和政策制定具有重要意义。

最后，近三十年来的研究对秘书制度的历史演变进行了全面考察。通过对历代史书、文献和考古资料的研究，研究者们发现，秘书制度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具有一定的发展轨迹。从最早的宦官秘书到后来的文官秘书，秘书制度在不同历史时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革和演变。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古代政治制度的变迁和演进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近三十年来中国秘书史研究取得了显著的进展。通过对秘书的定义和角色、地位和作用以及秘书制度的历史演变进行深入研究，我们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和行政管理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然而，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比如对于秘书在政治决策中的具体作用和影响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对于不同历史时期秘书制度的变革和演变的原因还需要进一步探讨。未来的研究应该进一步深化对秘书的定义和角色的研究，加强对秘书制度的历史演变的考察，以及探索秘书在古代政治制度中的具体作用和影响。

近三十年来中国秘书史研究综述管理论文 篇三

近三十年来中国秘书史研究综述管理论文

　　摘要：中国秘书史是秘书学科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有关秘书起源、秘书人物研究、秘书制度及文书研究等问题都是秘书史研究关注的重点，研究成果相当丰富。但由于秘书学学科尚处于新兴阶段，秘书史研究的广度与深

　　关键词：秘书、古代秘书史、研究综述

　　据笔者统计，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至今，关于秘书史的研究成果共有十余本专著和数百篇论文，成就不可小觑。基于学科史研究的需要，有关秘书起源、秘书人物研究、秘书制度及文书研究等问题成为秘书史最为关注的研究领域。限于篇幅，本文仅以古代秘书史作为考察对象，按照研究成果的不同内容，分别加以略述。

　　一、秘书起源研究

　　秘书起源问题是秘书史研究的基础理论问题之一。探讨这一问题，首先需要厘清对于秘书学学科对象的认识。秘书学界对于学科对象的认定有多种看法，提出了诸如“秘书工作”、“秘书活动”、“辅助管理”、“秘书行为”以及其他各类对象多元化的观点。其中，“秘书工作”说由王千弓先生首先提出，其《秘书学与秘书工作》一书认为，秘书学“以秘书工作为研究对象，是研究秘书工作的产生、发展、特点、任务、原则和方法的一门新学科”。学界大多赞同此说；亦有部分学者倡导“秘书活动”说，例如董继超先生《秘书学问题新探——关于学科对象问题》（《秘书》2000年第12期）一文在详细分析批判了各方说法之后，重申以“秘书活动”作为学科对象的重要意义。常崇宜先生在《秘书学科的性质、对象与结构》（《秘书》2007年第8期）一文中对此问题作出了总结，认为二者“并无本质的分歧”，有折中调和之意。从现有的秘书史专著来看，绝大多数采用“秘书工作”说，比如杨剑宇《中国秘书史》“秘书工作起源时期”、杨树森、张树文《中国秘书史》“中国秘书工作的起源”、金常德主编《中国秘书史》“我国秘书工作的起源”等章皆持此种观点；亦有少量专著采用“秘书活动”说，代表性的有刘绍杰《中国秘书简史》，该书以“秘书活动的起源与产生”作为首章探讨的内容。总的来说，“秘书工作”说可以视为学界主流观点，本文亦认同此说。

　　基于此，我们再来梳理一下学界对于“秘书工作起于何时”这一起源论的核心问题。关于秘书起源于何时，专著论者大多从秘书产生的社会条件着眼，将时期划定在原始社会末期，以杨剑宇《中国秘书史》总结的“孕育于部落联盟的昌盛时期，萌发于夏朝，形成于殷商。”这一观点最具代表性。也有学者将时期往前推移，比如杨树森、张树文《中国秘书史》认为：“在原始社会后期，当若干氏族联合组成规模较大的部落时，就产生了为部落领导集团活动提供辅助管理的秘书工作，其时间距今至少有五千年左右；而到了四千五百年之前的传说中的黄帝时期，我国秘书工作已经发展到一定水平了。”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主要在于对秘书工作产生条件的认知不同。杨剑宇、杨树森二位先生对这一问题分别撰有专文加以论述。杨剑宇在《论我国秘书工作的起源》一文中认为：“秘书工作的产生必须具有两个条件：文字和有领导部门的社会组织。”而杨树森《中国秘书工作起源年代新探》一文则明确指出：“文字的出现不是秘书工作产生的前提条件”，而“社会组织领导人或领导集团的`出现”才是秘书工作产生的必要和充分条件。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何青《我国秘书工作起源之我见》（《秘书》，1997年第6期）一文，在认同杨剑宇文章观点的基础上，对秘书工作的产生条件补充了一个内因依据，认为“文书工作”在文字和国家产生的两个条件作用下形成秘书工作的起源。

　　对于这一问题，也有少数学者另辟蹊径，选择从不同角度加以探讨。比如赵映诚《中国最早的秘书——尹》（《秘书之友》，1997年第6期）、何坦野《从“秘”字的衍变探寻秘书的起源》（《秘书》，1998年第5期）等文皆从文字训释的角度对秘书的产生进行了合理的推测；而赵奇《上古秘书工作窥探——从两则资料看我国古代秘书工作起源及其启示》（《乐山师范学院学报》，1986年第2期）则从《说文解字》、《尚书·尧典》中的两则材料入手，对远古时代秘书工作产生和发展作出了独到的解读。有关中国秘书起源的问题，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多有探讨和争鸣，90年代末何坦野撰有《近20年中国秘书起源研究综述》（《秘书》，1999年第10期）一文对此作了总结。进入新世纪以来，以杨树森、张树文为代表，对秘书起源问题提出了不同看法，提出了值得思考的观点。但总的来说，近十多年来对于此一问题的争论趋于消歇，学界关注度有所降低。

　　二、秘书人物研究

　　秘书人员是秘书史研究的重要对象。对历史上各类秘书人物展开研究，是鉴戒历代秘书工作得失、弘扬秘书人文精神与道德修养的必然要求。从专著方面来看，早期的著作有黄纪华《历代秘书人物及文书选注》一书，以历代知名秘书人物作为论述对象，并选录了相关文书创作的内容，为后来的秘书人物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参照；傅西路主编的《中华秘书全书》分卷《秘书历史人物卷》以及《秘书素质与修养卷》对历代秘书人物的生平、事迹和思想修养等等内容有着全面的介绍和深入的探讨。眭达明先生在这方面的研究尤为令人瞩目，著有《秘书政治》及其姊妹篇《秘书生活》、《秘书生态：两千年中华秘书人物的人生棋局》、《清朝秘书政治》等多部专著，堪称秘书人物论方面的代表作品。就秘书史著作来看，相关论著几乎都辟有专论“秘书人员”的章节，比如杨剑宇主编的《中国秘书史》自第二章以下，按照时代顺序，每一章都设有“秘书官吏”或“秘书人员”等相关内容，穿插介绍了自古代至民国很多秘书人物的事迹、素质和品德；杨树森、张树文所著的《中国秘书史》在第一章设有“中国古代著名秘书和当过秘书的名人”一节，介绍了14位古代著名秘书和10位当过秘书的历史名人情况。在期刊方面，《秘书》、《秘书之友》、《秘书工作》以及《文史天地》等期刊不定期地刊登介绍古代秘书人物的文章，其中，《秘书工作》于2007年推出“中国古代著名秘书系列”文章，邀请资深秘书学界专家撰稿，挑选历史上最具典型性的秘书人物进行个案研究，力求以小见大、以点带面地发掘古代秘书思想，为今天的秘书工作提供了鉴戒的意义。

　　检点历年来发表的有关秘书人物研究的文章，除了上面提到的个案研究类之外，还表现出如下研究思路：一是从秘书学的视角解读历史名人。比如黄邵英、莫恒全《刘勰的秘书学研究及其秘书生涯》（《兰台世界》，2007年第17期）、王晓红《从“名人秘书”苏轼谈秘书的写作能力》、《古代作家欧阳修的秘书学解读》（分别见于《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7期；2012年第11期）、孔建华《留侯张良的秘书学解读》（《安徽文学（下半月）》，2013年09期）、章玫平《秘书学视野下的高力士》（《浙江树人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3期）等等文章，在这些历史名人广为人知的身份之外，发掘他们在担任秘书角色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能力、素质与心态，使人们对于历史上这类知识分子形象的认识更加深入。二是对曾担任过秘书职务的人物进行研究，挖掘其人生历程、性格特点及其精神品格等等给当前秘书工作带来的正反两方面启示。比如蔡茂、辛建华《秘书要像荀攸那样塑造完美性格》（《秘书之友》，2007年第5期）；王广生《清朝师爷的一些良俗对当下秘书工作的启示》（《领导科学》，2014年第1期）；孔建华《从基层文书到开国宰相：汉相萧何的秘书学启示》（《安徽文学》，2014年第10期）；高云蕾、拾景欣《曾国藩为人处世之道对当代秘书的启示》（《秘书之友》，2015年第11期）；樊新新《李商隐的幕府经历对当今秘书的启示》（《秘书之友》，2015年第5期）等等文章，基本上都是从这些人物的才华、智慧、性格等方面入手，结合秘书工作中需要妥善处理日常事务、与领导者的关系等问题，以古论今，提供了一些具有启发性的观点。当然，研究者也对历史人物作为秘书的疏失之处进行了检视，比如张晓敏《做秘书光有智谋还不够——从庞统的坎坷秘书路谈起》（《秘书之友》，2014年12月）、程宏亮《李白秘书生涯受挫原因探析》（《金陵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等等，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论述对象是三国时期的杨修，以其生平事迹及悲剧命运为主题的秘书学文章有近20篇之多，历来是秘书史人物研究的热门话题。

　　三、秘书制度与文书研究

　　从历史上来看，我国秘书人员的培养、选拔及管理工作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制度化过程，在制度化的秘书工作过程中，产生、累积了大量的文书材料。对秘书制度、文书材料的历史考察，也是古代秘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这方面内容与历史学、公文学等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前人的相关研究较为充分，因此在秘书学的研究领域也表现出较高的理论水平。在秘书制度研究方面，杨树森先生2005年度连载于《秘书工作》“秘书史话”栏目的一系列文章值得一提，包括《从地位显赫的史官到纵横天下的“士”——中国先秦时代秘书制度的演变》、《从尚书台取代御史府到秘书令昙花一现——秦汉两代秘书制度的演变》、《从三省制兴盛衰废到翰林院独掌机要——魏晋南北朝到元代秘书制度的演变》、《从内阁六科制的确立到书吏之害形成——明、清两代秘书制度的演变》四篇论文，对先秦至明清时期秘书制度的流变过程作了一番精到扼要的阐述。此外，管理类、秘书类的期刊也时常刊发相关文章，既有对历代秘书制度的宏观探讨，代表性的文章有何美荣《中国古代秘书制度初探》（《中国行政管理》，2001年第10期）、肖文良《简介中国历代秘书工作制度》（《秘书》，2006年第8期）、李海霞《我国古代秘书选拔制度》（《兰台世界》，2007年第3期）、倪代川《历代秘书选拔制度简介》（《秘书》，2010年第4期）、宋宁《论中国古代秘书工作的发展》（《兰台世界》，2008年第23期）等；又有对某一历史时期秘书制度的细化研究，其中以重视文官工作的宋代最受关注，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宋代秘书制度进行了考察，相关的重要论文有杨剑宇《宋代选拔朝廷文字秘书的制度》（《秘书之友》，1987年第4期）、蒋淑薇《略论宋代秘书机构与秘书选拔》（《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4期）、杨旭辉《宋代秘书制度述略》（《铁道师院学报》，1998年第2期）等等。

　　在古代文书研究方面，以单篇论文的形式进行探讨的文章主要有东方一《论先秦文书》（《长沙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徐忠献《论两晋南北朝文书档案工作迅速发展的原因》（《秘书》，1999年第7期）；靳力、张弘《我国古代文书制度漫议》（《山东交通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吴爱明、夏宏图《清代幕友制度与文书档案工作》（《历史档案》，1993年第4期）等等，皆将某一特定时期的文书发展情况与其时的秘书制度结合起来加以考察，为当前的秘书工作提供了历史的参照与启迪。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一些硕博论文能够充分认识到公文文体与古代秘书工作各方面的重要联系，比如南京师范大学胡元德博士论文（2006年）《古代公文文体流变述论》一文，相关论述与秘书学的研究多有关涉；与之相类的研究成果还有南京师范大学陈龙硕士论文《裴注<三国志·魏书>中秘书与秘书工作之研究》（2004年）、广西师范学院钱钰玫硕士论文《论曹操公文写作的历史贡献》（2011年）、吉林大学蒋乐乐硕士论文《论春秋秘书工作中的谏》（2013年）等等，将文书学与秘书学的交叉研究推向深化。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近三十年来中国秘书史的研究在多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果。然而，相对于秘书实务、应用写作等方面的研究，中国秘书史处在基础理论研究的边缘位置，并未得到广泛的重视，主要表现为研究内容多有重复，研究方法单一，且欠缺学理深度，对于秘书工作与政治、文化、宗教哲学等相关领域的考察亦没有充分展开，这些都有待于学界进一步探索与完善。

　　参考文献

　　[1]杨剑宇.中国秘书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2]杨树森，张树文.中国秘书史[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6

　　[3]眭达明.秘书政治：中国古代高级秘书[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

　　[4]常崇宜.秘书学科的性质、对象与结构[J].秘书，2007（8）

　　[5]何美荣.中国古代秘书制度初探[J].中国行政管理，2001（10）

　　[6]陈龙.裴注《三国志·魏书》中秘书与秘书工作之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