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君子论
孔子的君子论
孔子的君子论1
本文着眼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生价值观的矫正这一现实难题，从中国传统精神文化与当代精神文明建设的联通之处，深入考察解析了孔子关于君子人格的若干规范：在人生目标上志存高远；在人生涵养上知书达礼；在处世之道上忠恕守信；在人生得失上重义轻利；在人格形象上正大光明；在人生境界上和而不同等。把握上述君子人格内涵的精髓，不难领悟到中国传统教育所着力宣扬的儒家理想人格的理论魅力及其现实意义。
作 者： 周碧晴 作者单位： 第二军医大学政教室 刊 名： 南京政治学院学报 PKU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PLA NANJING INSTITUTE OF POLITICS 年，卷(期)： 20xx 16(2) 分类号： B222.2 关键词： 孔子 君子人格 规范孔子的君子论2
【摘 要】
孔子认为，作为担负着匡复天下重任的君子，首先必须是社会道德建设的楷模。为家、为国他应该是忠孝兼顾，交友、谋利他必须经得起利益的诱惑，坚守诚信和道义的社会道德底线。
【关键词】
孔子；君子；道德；修养
孔子认为，能够负载社会的道德理想、躬行儒家道德规范，并进而担负起匡复天下重任的现实主体就是所谓的“君子”。在孔子的眼中，“君子”是这样一群人，他们既有丰富的文化和社会知识，又有崇高的道德修养；他们既是社会的道德楷模，同时又担负着引领社会风尚、为建设理想社会制度导航的重任；这些人的身上寄托着社会大众的希望，寄托着人类社会的未来。所以，孔子对“君子”的道德修养提出了一系列要求。概而言之，主要包括如下几方面：首先，作为一名君子，在家里他应该是一名孝子；其次，在国家和君主看来，他应该是一名忠臣；在朋友看来，他应该是一个诚信而值得信赖的人；再次，当面对物质利益的诱惑时，能够做到不会因为追求物质利益而违背社会公义。
一、做人“孝”为先
孔子治学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理想的和谐、公平的社会制度。而孔子认为，任何社会制度的建立都有赖于一批具有高尚道德人格的人。因此，孔子的社会学说是从改造和培养人开始着手，以塑造具有高尚道德情操的人格为目的的。正是由于儒家的道德实践旨在成就一种圣人的品格，因此儒家思想的落实必然要求在现实生活中有一个可以承担这一理想的社会群体。
孝是血缘等级社会最高的道德规范和道德准则，因为在宗法体制下，通行的是以亲亲为基础的家族政治体制。在这种家天下的社会制度下，家和国、政治关系和血缘关系是统一的、难以严格分开的，孝既是构筑家庭和宗法关系的基本伦理准则，也是构筑社会政治体系的基本范畴。因此，孔子非常重视孝道，并且把孝道列为君子道德修养的主要项目。他认为，作为道德高尚的君子，首先必须是一名孝子。
孔子重视孝道主要出于以下考虑：第一，孔子认为，君子承担着建设理想社会的重任。所以，君子首先必须是一个恪尽孝道的人，因为一个在家中不能尽孝道的人，是不可能担负起建设理想社会重任的。第二，家庭是社会组织中一个最基本的组成单位，要建设一个理想的社会制度，首先必须建立一个理想的家庭。如果没有一个理想的家庭，就不可能建设一个理想的社会。而要建立一个理想的家庭，首先就必须要求子女在家中对父母尽孝道。第三，恪尽孝道，也是社会发展向人们提出的迫切要求。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是一个社会规范遭到严重破坏的时代，用孔子的话说就是“礼崩乐坏”。为了重建社会道德规范，孔子对孝道提出了最基本的要求：“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具体说来，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第一，子女要从物质上赡养父母，保证父母吃饱穿暖，无衣食之忧，无饥寒之虑。毫无疑问，一个连自己父母的温饱都保证不了的人是谈不上孝道的。第二，子女仅仅做到赡养父母这一点还是很不够的。 孔子认为孝不但是要在物质方面赡养父母，最重要的是必须尊敬父母：“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所谓“敬”就是要听从、顺从父母的意志，维护父母在家庭中的核心地位。第三，做子女的应尽量争取不要让父母为自己担心。孔子告诫人们说，如果父母在世的话，作子女的尽量不要外出远游，假如外出远游一定要安顿好父母，首先要讲清去处，一旦有事可招之即回；二要安排好老人，使年迈体衰的父母能够得到照应；三，到达目的地后，要及时将自己的行踪告知父母，免得父母挂念；四，在外面要守规矩，行为合乎礼法规范，不让父母为自己担心，不要有让父母丢脸的言行，要以自己的言行为父母争光。第四，父母去世后，要按礼节安葬并祭祀他们，最主要的就是要求子女为去世的父母守孝三年。因为，每个人幼年时期都曾在父母的怀中被抱养了三年，所以作为回报，在父母去世后，子女应该在父母墓前为父母守孝三年。总之，孔子为“孝”确立了必须遵循的原则，行孝必须合乎礼法，必须心存敬爱，必须和颜悦色，必须不让父母操心，还要以自己的孝行为社会做出表率。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学，而孝则是实行“仁”的根本。孔子认为，人一旦确立了孝心，便能时时处处以亲子之爱处理血缘家庭关系，践履孝道，使家庭秩序在情感的组织下变得井井有条，使父子兄弟在情感的关联中变得融融乐乐。人一旦怀抱着孝心走向广大的社会，便能时时处处以“爱人”之心处理各种社会关系。对此，孔子的弟子有若曾做过精辟的阐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正是靠人与人之间互助互爱的温温脉脉的情感，以及人们对礼仪规范的依恋、渴求和尊重，才能使人类社会从个体家庭到宗族到大小宗国，从父子、夫妇、兄弟到君臣，都保持一种和谐的状态。
孔子关于孝的思想对中华文明总体走向的影响是绵绵流长的。崇尚孝道，以孝为荣，以孝治天下，成为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的价值观。更为重要的是，儒家孝道作为一种道德价值体系已经在中国社会家喻户晓，孝已经成为华人家庭道德规范的最高原则和最集中的表现；它不仅成为中华民族虽历经劫难仍薪传不息的道德传统，而且内化为一种民族精神。
二、为国事君“忠”为本
众所周知，儒家赋予君子的社会使命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如果说“孝”是“修身、齐家”之根本；那么，“忠”则是“治国、平天下”者所必备的基本素质。在家事父、兄，在外事君、国。这是古代人两种最主要的社会实践活动。因此，孔子认为，君子在是“孝子”的同时，还必须是一名“忠臣”。
要求人们对君国尽忠，这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从夏朝开始，中国就建立了统一的君主制国家。君主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君主拥有无上的权力和至尊的地位。随着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的不断地发展变革，春秋战国之际，许多奴隶主贵族占有奴隶所创造的财富而富比王侯，并由此而生了政治野心，而一些新兴的地主贵族也要求得到相应的政治地位。于是，诸侯争霸、大夫篡位的现象层出不穷。各诸侯和大夫们为了自己的利益纷纷养士招贤，许多与其没有血关系的人进入统治集团，这突破了传统的宗族关系的政治体制。为了适应社会的新形势，在统治者内部便产生了“忠”这种政治道德准则的需求，君臣关系便从宗族关系中独立来了，也即“ 忠”从“ 孝”中独立出来了。 关于君臣关系，《论语》对此有如下记载：鲁定公问孔子：“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在孔子心目中的“忠”，具有襟怀坦诚推诚待人和恪尽职守等多重内涵。首先，作为臣下必须尊重君主，严格遵循君臣之间的各种礼仪规定，态度上恭恭敬敬；其次，对待君主的吩咐和自己的本职工作要尽职尽责，即使被授予的职务和工作不合乎自己的愿望，一旦接受了任命，也要尽心尽力做好，哪怕为此而付出生命的代价也在所不惜。
“忠”与“孝”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是一种辩证的统一：“孝”是事亲之道，“忠”是事君之道；“孝”道的进一步扩展就是“忠”，忠君爱国、成就勋业、扬名立万，又是最大的“孝”。历来求忠臣于孝子之门，这就说明其实“孝”和“忠”是很难分开的。
孔子关于“忠”的思想，需要特别指出的还有以下几点：第一，孔子认为“忠”是人际交往中人人必须普遍信守的原则，不仅是臣下对君主要忠，那种将孔子关于“忠”的思想仅仅理解为“忠君”的想法是不全面的。第二，孔子主张臣下忠君也是有无条件的。作为君主要想让臣下忠于自己至少必须做到以下两点：首先必须实行“仁政”；其次，必须严格按礼仪的规定使用臣下。否则，臣下也没有必要衷心服侍君主，这样孔子就将单方面的君臣关系转化为互为条件的君臣关系。第三，孔子主张的人臣之“忠”，并不仅仅是对君主个人百依百顺、绝对服从。相反，当君主有做的不对的地方，臣下要敢于当面提出批评，纠正君主的错误。无条件地盲目服从君主的旨意，那算不上是真正的忠臣。第四，孔子生活的时代，在上层贵族看来“家”与“国”是很难绝然分开的，君主就是国家的代表。因此，当时忠君和爱国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孔子伦理学说中的“忠”还具有民众与国家同存亡共荣辱的政治意义。春秋后期，随着诸侯国之间兼并战争的日益激烈，人们的国家观念也逐步强化，“忠”渐渐被赋予“爱国”的意义。
在孔子的思想中，“忠”与“孝”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是一种辩证的统一。“孝”是事亲之道，“忠”是事君之道；“孝”道的进一步扩展就是“忠”，忠君爱国、成就勋业，又是最大的“孝”。在孔子看来，“孝”和“忠”在人格修养中是辩证统一的，是君子必须具备的道德修养。
三、与人交往贵诚信
人是一种群居性的社会动物，正常情况下人是不可能离群索居而孤立生存的。与此同时，人还是一种情感动物，有一种本能的情感沟通的需求，可以说情感交流是人的天性。人类情感世界的构成元素主要有以下几种、亲情、爱情和友情。毫无疑问，友情是人类不可或缺的情感需求之一。因此，人生在世必须广交朋友。有了朋友，人生之路将会更宽广；有了朋友，人的内心世界将会更加丰富多彩。由此可见，朋友关系作为一种社会关系，是人生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现代人所谓的“交往是一种生产力”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毫无疑问，与人交往是人类一种与生俱来的社会能力，也可以说是人最基本的生存能力之一。 与此相反，一个不善于与人正常交往的人是难以在社会上立足的。
孔子认为，作为君子与人交往的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必须讲究“诚信”。孔子认为，守诚信是做人最基本的一个准则。因此，孔子将对朋友守诚信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之一。一次，他曾对自己的学生们说，自己的人生理想就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与此相反，孔子认为一个不讲究诚信的人是难以在社会上立足的。对此，孔子明确指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小车无，其何以行之哉？”也正是因此，“信”作为为人处世的一种基本道德规范与仁、义、礼、智一起被列入了儒家所谓的“五常”，也就是人们应该具备的五种最基本的社会道德。因此，提倡做人要守诚信，也是孔子教授学生的主要课程之一，孔子经常教育自己的学生为人处世要“谨慎而守信用”、要“敬业而诚信”。受孔子影响，孔子的学生曾子也说他每天都要不断反省自己的言行是否得体。对此，《论语》有如下记载：曾子曰：“五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关于孔子“与人交往贵诚信”的思想，需要特别指出的还有如下两点：
第一，孔子认为，守诚信作为一种基本的道德规范，不仅是一种交友之道，也是“仁政”建设的一种基本准则。他曾多次强调，为政者必须讲信用。如果为官者不讲信用，便难以取得百姓的信任：“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相反，统治者只要讲信用，国家就不难治理；只要统治者守信用，老百姓就不会不尽心事国。对此，他曾说过：“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因此，孔子认为为政治国的基本要求就是诚信为政：“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他甚至对他的学生们说，一个国家可以暂时缺粮，也可以暂时少兵；但是，一个国家不可一时一事不讲信用。第二，孔子不赞成无原则地守信用，如果只知道重然诺而不知分辨是非善恶，有言必信，有行必果，就往往会犯错误。所以，孔子认为，守信的前提是承诺合于道义，如发现说过的话不合于道义，即使不履行也是可以的，不必拘泥。
孔子有关“贵诚信”的思想对中国人的人格修养和中华民族价值观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受孔子思想的影响，中国人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一般不轻易地向别人承诺；一旦承诺，就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兑现。中国人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在中国人看来，一个人能力大小不重要，重要的是必须信守承诺。因此可以说，中华民族是一个信守诚信的民族，是一个有担当、负责任的民族。
四、见利思义
孔子认为，作为一名以天下为己任的君子必须能正确处理“利”与“义”的关系，这也是君子必须具备的道德修养。孔子这里所谓的“利”就是指“物质利益”；所谓“义”就是“合理”，也就是合乎情理、合乎法律和公共道德规范。一句话，孔子所谓的义利关系就是指“个人利益与法律和社会公共道德规范之间的关系。”
众所周知，人生在世，首先必须满足衣、食、住、行等最基本的生活需要，这是维持人的生命的最基本的条件，也是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可或缺的需要，否则人类就无法生存，也就谈不上社会生活。因此，孔子认为一定物质财富是保证人类社会正常运行的基础。 也正是因此，在管理国家方面，孔子提出了“先富后教”的理论；孔子认为，在管理一个国家时，首先应该先让百姓过上富裕的物质生活，然后才能对百姓进行教育。所以，尽管孔子很少言利；但是，孔子并不反对人们追求富贵。他说，人们总是希望富贵而厌恶贫穷，这是一种正常现象。他曾对人表示：“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 所以，孔子本人也向自己的学生收取一定数量的学费，并以此谋生。不仅如此，孔子的许多学生也是终生靠薪水维生的，其中与孔子感情最深的子贡就是当时有名的大商人。孔子甚至认为，如果国家治理有方，社会安定地向富庶方向发展，作为士入仕求职的机会很多，如果仍处在贫贱的困境，那只能说个人在修养水平、能力与努力程度上有所欠缺，那只能以此为耻了。由此可见，孔子认为，人生在世追求富贵是一种正常的生命和生活需要；相反，在正常社会状态下不能以个人的能力致富并处于贫贱状态，那才是一名士人的耻辱。有人认为孔子于利是不屑一顾的，在其头脑中是不存在经济利益这一概念的 ，其实这是对孔子义利观的误解。
但是，由于“君子”是社会的道德楷模，他们肩负着为未来社会发展导航的历史使命。所以，孔子对“君子”和一般常人的要求自然不同。孔子认为，作为社会一般的“小人”，他们活着的目的仅仅是为自己。所以，他们的生命和生活的目的就是为追逐物质利益，只要对自己有利，他们可以不计后果，甚至可以不择手段。但是，“君子”则不同，从某种意义上说，“君子”的.生命价值主要是其社会价值，而不是他们本身的生存。可以说，“君子”生命的社会价值是第一位的，而其生存价值则是第二位的；对于一名君子而言，其本人的生命必须服从社会的需要；如果有必要，为社会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甚至是牺牲个人生命也应该在所不惜。因此，尽管就生命的生物学意义来说，“君子”的生存与“小人”完全相同，同样离不开必要的物质基础；但是，“君子”的社会活动还是不应该以追求物质利益为第一位，而应该以遵守和实现社会道义为第一位，这也正是“君子”和“小人”道德修养最根本的区别所在。
所以，孔子认为，“君子”在自己的社会活动中处理“义”和“利”的问题时，必须遵守的原则是：
第一，“君子”当然可以追求物质利益；但是，他必须做到“见利思义”。也就是说，每当面临物质利益时，君子首先必须考虑自己在获得利益时是否合乎社会道义，不合乎社会道义的物质利益就是白给，君子也不能要。第二，力倡以义致利，反对不义而富、不义而贵。孔子曾对自己的学生们说，如果是以不合理的方法取得富贵，当它是天空中的浮云一样，他根本看不上眼。“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第三，义利兼顾，利服从义。当利益的获得合乎社会道义时，君子当然不会拒绝物质利益，用中国一句通俗的话讲，这叫“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反之，当义与利发生矛盾时，君子自然应舍利取义，这叫君子不取不义之财。“礼以成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 第四，要甘于“安贫乐道”。由于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如果严格遵守社会道义，将会失去许多在物质方面获利的机会，将会使人陷入贫穷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孔子主张君子应该严格遵守社会道义，哪怕是暂时处于贫穷状态也不为所动，这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安贫乐道”。孔子本来是一个很讲究生活品味的人，他曾说自己“食不厌精”，也就是说，饭菜做的越精越好。但是，如果为了追求真理，哪怕是青菜和很粗糙的饭，那也会乐趣在其中。他赞扬自己那位生活简陋却特别好学的弟子颜回说：“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孔子的义利观，引导人们确立高洁道德、弘扬道义的精神对于人摒弃自身庸劣、卑污的生活形态具有的“春风化雨”之功。中国古代社会义利关系的历史实践表明，孔子以义制利的道德价值观，对于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的铸成、个人人格的完善和推动社会的和谐进步，都发挥了积极的导向作用。孔子认为，义利之辩，必须以义为上，这对于强调整体利益优先，育成中华民族高尚的民族气节有重要作用。在处理个人与国家集体的关系中，就是个人的利益必须服从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利益；个人的生活应该融入民族、国家的命运之中。以义为先，以义为上的义利关系准则，还是中华民族追求、创建、维护社会长治久安的思想指南与精神保障。孔子义利观的精神对提高民族道德素质、培养民族精神，帮助人们树立科学的义利观，促进社会的文明进步，都具有独特的精神化育价值。
孔子提出的关于君子人格修养的一系列准则，对中国社会和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力争做一名正人君子，曾是大多数中国人终生追求的人生理想。“君子”曾被广泛视为中国人人格修养的道德楷模， 即使在今天，“君子之德”中的许多因素对中国人道德修养的影响力依然是不可忽视的。
孔子的君子论3
摘要：
孔子的君子之道主要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人人都整全地具有天道赋予的完满德性；二是人人还须通过不断地修身来成就自身的完满德性。而君子之道有三大关节：修己以敬，修己以安家，修己以安国、安天下。在孔子看来，修身中已经奠定了安“家、国、天下”的根本原则，因此安“家、国、天下”并非修身以外事，修身即在齐家治国平天下。
关键词：
君子之道；孔子；修己
一、“君子”概念
“君子”这个概念，自孔子开始，便主要指向一种道德的理想人格。君子人格的真正内核为，对德性完满的人的称谓、“成德之名”或“全德之人”，而不仅仅指有道德修养或德性的人。因此，“德性完满”才是君子人格的最根本内涵，进而，“身份地位在上者”可否被称作“君子”，也须依据德性是否完满来衡量，即“身份地位在上者”的“位分”的规定性由完满的德性给出。在孔子的义理脉络中，君子的本质规定性是其道德性，而非其身份地位，甚至有相应德性的人才配有相应地位，孔子的君子人格说出了“人之所以为人”的一种“通义”寻求道德上的完满性。
在孔子的视野中，每个人在道德或德性上是圆满自足的，因而一方面无法设想在道德上绝对虚无的状况，但另一方面也无法直接肯定每一个人就已然是君子了。原因在于，每个人惟有在其禀受了相同之“道”的意义上是完满自足的，“德”者“得”也，人通过自身不懈地学习、修养和践行而“得”之于“道”，“个体分享、获得了‘道’，内得于己，便凝结为自己的德性”。所以，依据“道”之相同和相通，则人人都是君子，而根据“德”在多大程度上通向了“道”，则人不经过亲身的修养功夫便难以成就自身的君子人格。因此，“君子之道”的一层意思为人人天然就具有君子人格或完满的德性，同时，“道”也指“大道之途”，因而这与人之修身进德相通，所以“君子之道”又指人如何一步一步地成就自身的君子人格。一言以蔽之，“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性近”表明人人天然地具备成为君子的内在本源，“习远”则说明有的人走上了君子之大道而有资格成为君子，有的人却自暴自弃而成为小人（《孟子离娄上》）。追问“人是什么”和“人如何去是”，往往会趋近一个抽象架空的“自由”规定，在这种自由中，人及其世界似乎获得了最大限度的丰富性，然而它的悖论却是：对个体自身而言，生命没有安顿，始终处于流变状态，就诸个体间的共处来说，只能生活在一个“底线道德”随时都可能被突破的世俗世界里，德性的完满与否同这个世界了无干涉。相反，追问“君子是什么”和“如何成为君子”，会获得一系列普遍具体的真实规定、特别是在孔子的精神世界中，对己（个体）而言，以修身养性为本务，不断地提升自己生命的道德境界，证成自身的完满德性，以德配天，终至与天地合德，在人伦关系（伦理实体）方面，恰如其分地处理好各种伦常关系，进而治国安民，实现天下的和谐大同，而个体的生命在向诸种伦理实体的回复中得到超越与安顿。
二、 君子之道的义理展开
在《宪问》之“子路问君子章”，问“为行何如可谓之君子”，孔子给出了君子之道的基本生成关节，“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修己’者，修身也。……‘安人’者，齐家也。‘安百姓’，则治国平天下也”，揭示了要成就自身的君子之道须以修身为本、以家庭为伦理关系的基地以及兼济天下的责任意识与实践行动。此章总论君子之道的本末体用。本者本根也，末乃根之成长散发也，体者本体也，用乃本体之施用也，因此，修己以敬或以敬修己为君子之道的本和体，而安人安百姓是修己之发用施行，末用为体本之自然展开，“一切作用莫非自根本出”，正因如此，修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尽矣”，从道理的内在逻辑来说，才言本体则末用自然在其中也。修己以敬之“敬”， “敬其身”， “君子自修己身而自敬”，“身正则民从”“而后”安人、安百姓9。此处的“而后”首先不是从君子在现实世界中的具体实践步骤来说明“修身、安人、安百姓”的先后秩序、“君子何如德成于己，而见之于天下”，而着力于修己是安人安百姓的根据所在，“君子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所以 “修己以敬，贯彻上下，包举远近，……曰安人，则修己之余而敬之至也；安百姓，则修己之极而安人之尽也。……非有待扩而后大、推之而后远也”，即“‘安人’、‘安百姓’只是‘修己以敬’本具之实义”。
1、修身以敬
“修己以敬”与“以敬修己”合而言之才完整地表述了敬之于修身的意义，“敬”初在修身之发轫处，又贯穿于其中，最后达至其终了不迁地。“修身以敬”依据仁义礼智等诸根本德性来涵养成“敬”之心性言动，“以敬修身”则指于自家心性上、事事物物上恒“敬”不灭，或曰“一切致知力行工夫都是敬做成的”。在孔子看来，君子修己以敬则须依据仁道而成，所以说“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君子去仁违仁则无君子之实质，无实便无被称扬之名，则人焉能配有君子之名！况且人要达成自身的君子人格和遵循君子之道，非时时刻刻、非于匍匐危难之际倾心奋力于仁不可，人以此不间断行仁，既久，乃自成其名，名显扬其实而已。有名无实，乡愿也；无实无名，小人也。故而，仁乃君子人格之定质，君子之道不外于仁道，因而君子只是谋道、忧道以致道。
“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卫灵公》）
仁乃心之主，本心全仁，而仁生发义为身之主干，既为主干，则须公正不偏，故曰“正义”，其如尺度权衡一般，称量事事物物毫厘不爽，因而事事物物各“得”其“宜”，各归其位分，无可争讼。人心正身正，以义为质干，方能自作主宰，立身行道，以成君子。君子以义为正道，“行义以达其道”（《季氏》），则君子于己于人于物处分得当，无适无莫、不偏不斜。而明晓“义利之辨”是人心之觉醒立志处，也是人行君子之道的起手处，故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君子非不“晓”利、不知利，只是不存心动念于此，不以此作为立身行事的动机和根本轨则；君子知利之所以为利，“义者，宜也，事得其宜，则利在其中”，“君子义足以兼利”，求之以道理之至当性，利亦可求；然而，利总牵连着人心之私念、人情之私欲，人若死死沉湎迷昧在这类私意里，利欲熏其心，则庶几为小人而已。在孔子的道德世界里，小人的道德含义是，与德性完满的君子绝对对立，为自己主动弃绝一切美德之人，正因如此，小人只能作为一种道德上的虚位，这是基于孔子及其开启的儒家源流对人性抱有根本的信任心怀、人性善，决不会决绝地断言一个人就是不可救药的小人，孔子立此道德之彻底对立面来警醒人要不断修身成德，以合道理之公义。人于其起念发轫处，将义利看得分明，以义正心，使身有质干依傍，则人格庶几可以挺立起来；如是，由义得利，不亦宜乎？于此，孔子强调，见利而思其义，“义然后取”（《宪问》），见得而思其义，“不苟得”，人所求之“利”与“得”，经历过“义”的权衡后方具有与其自身相应的合理性。
礼乃立志成为君子的人之视听言动的规矩准绳。君子以礼约己，则其之手足得宜，手足合宜则秩序条畅而生和谐。礼何以能造就如此景象？因为礼规定人之视听言动的“分”，分者，事物之恰当位置与事物间的恰当关系，“恰当”的含义不是指折中妥协，而指道理之应然，其依据在正义与仁道。反之，“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泰伯》），若无礼之约束，则原本可以通向仁心仁性的德目，极易超出其本应有的限度而变得不恰当，究极言之，“礼者理也，恭慎勇直，必中于理，则不过矣”，所以君子学礼知礼以使其耳目手足适宜，从而立定自身不逾规矩法则。
孔子谓知者不惑，因其不惑于“命”、“礼”与人之“言”，“知命者，知命而安之，穷通得丧，无所动其心……知礼则动不违于理，故能立。知言则得其情实，故能知人”，故知命知礼知言而为君子。命者乃天之所命，天命也；“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赋于物者，乃事物所以当然之故也”；知天命，则为穷竭事事物物之理、尽己之整全善性，以期与天道之大流融合在一起，事天而安命，这既为认知活动亦为修养工夫，这即是《中庸》开篇“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之意味，因为在孔子看来，知行不可分离、分立而言，君子应“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为政》），讷其言而躬其行、敏其行，君子“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子路》），孔子所讲的“知”为德性之知，指人体认自己的本心善性，辨别善恶是非，这种体认必须基于人在不断地做穷理尽性之工夫，而此工夫的推进亦须人之学、人之知进而人之觉，极言之，对自己本质的觉悟与觉醒也是一种“行”，依靠这种向内的工夫才可能生发出外在的具体道德行为，故而知便是行，行即为知，知行不可分作两截。
修己以敬为君子之道的大本大源处，分而言之，以“仁心、义质、礼矩、知命、辨是非”为其关键环节，人若要立志成为君子，则需知晓成为君子的每一层阶梯，一步一步踏实，每升一层阶梯都无可动摇，不可囫囵以为修身只须知晓大根本即可，因为没有细密分殊的扎实工夫，大根本也守不住。合而言之，君子之道的大根本是仁义礼智敬，而每一阶梯何尝不是由仁义礼智敬来做成。再者，仁义礼智敬之间又何尝孤立而不牵连，这些德目无非为天理仁道之曲折展现，它们既有特定的限度，也有内在的一贯性，所以，修己以敬的内涵为君子将天理仁道赋予的诸德目竭力朗现出来。君子修身之不正，养性之善，以体贴天理仁道，日就月将，步步落实，用力用心既久，则君子身正心正，其性磊落光明，于天理仁道无纤毫之隔膜，终与天理仁道贯通条畅，在此不间断的修养工夫中，君子于理于己于人于事于物笃敬不失，“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明晰自己的规矩位分，举措合宜，不僭越亦不失担当，由心透现出光明正大的气象，人人望之而敬意生。
2、修身以安家
安家即《大学》所谓的“齐家”，在孔子看来，安家不是修身以外另起一事，安家只是修身本具事，因为家能被安须依照天理仁道而来，安者，安于天理仁道之安排，而君子修身的本务是体贴天理仁道，成全自己的完满德性，所以身修才能将伦常秩序安置恰当，各适其位分，修身是安家的起源处，修身才能真正齐家。家庭伦常关系生发自人的根本情理、仁与敬，仁为“爱之理，心之德”，心之德乃心得之于性、性为天理贯注于人身，仁心依理发为爱之情，而敬上、敬长则能让人放下自己身段禀赋上的优越处，衷心体认到自己的位分与本务，并安于、忠于由道理给出的这些位分安排，根据仁心德性方能把家安顿得停停当当，所以，家是否齐会直接显现一个人修养工夫的高低。以下围绕孝悌来论说修身与齐家的内在关联。
在孔子及其开启的整个儒家传统看来，“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学而》），孝悌是“为仁”之本。终极性的天理仁道完满自足，无稍亏欠，因此孝悌不能作为“仁”的根本。然而在人这里，因气禀所蔽，天理仁道非直接显明，需要人自身的修养工夫，而体认天理仁道须求诸身，人身之切近处无非父母之大恩大德，“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阳货》），为人父母，出于其本然之情理与血脉相连之事实而自然爱护其子女，其爱其理廓然大公，无一毫之私欲与私意，作为子女，领受着父母的大爱，孝敬其父母岂非其必然之行为！悌敬兄长亦如是。因此，虽然天理仁道是孝悌的根本，但孝悌却是“行仁”的根本起始处、着手处，无此根本起点，人体贴天理仁道就会浮泛无根，落不到实处。人们常常认为孔子及其儒家对子女的要求太过苛刻，不近人情。这是一种误读与误解，孔子之所以强调，“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学而》），“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里仁》），“三年之丧”（《阳货》），这既基于天理仁道之必然，又依据人类的普遍经验。这类经验揭示一个人要真正体认父母对子女的大恩大爱，需待他自己成为人之父母与他生命极度衰弱（面临重病或死亡）之时，为父母时自然会体会到自己的父母养育自己的艰辛与大爱，当自己的生命极度衰弱之时自然会呼唤亲人的爱，于人之常情于天之恒理，孔子要求子女孝敬与赡养自己的父母，因为孝敬接续着天理，赡养接续着生命，天理与生命的汇通给予每一代人的人生以源源不绝的价值与关怀。
若说修身，君子将仁义礼智敬作为其内核，若说齐家，君子从孝悌开始体贴天理仁道，而孝悌本于、发于仁心仁性，故而齐家以修身为本，于孝悌处获得落实。家是修身最重要的场所，一个人如果能安顿好家里的种种伦常关系，那么他也能安顿好家之外的伦理关系，因为这些伦理关系是家庭伦常关系的自然推廓，“‘家’不仅成为价值的出发点、价值的取向，而且成为整个社会关系的理想模式”，虽然开源于家庭的仁爱有差等、深浅与远近，但这种推己及人的仁爱不会有陌生感，并不存在所谓的道德陌生人，因为每一个人都领受着来自家的爱，这是一个共同点，基于自己的本心推廓这种爱，则“德不孤，必有邻”（《里仁》）。
3、修身以安国、安天下
孔子引用《尚书》经文来回答齐家与为政治国的关系，“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为政》），发乎孝悌，家庭内部才会和谐，家庭内部和谐了，家庭与家庭之间和谐了，国家的和谐才有了根基，所以说“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泰伯》），治国如治家，家齐而后才可使国治。由于齐家的根本在修身，所以齐家与为政的关系最终会追溯到修身与治国的关联上。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
虽然孔子会根据具体的时空、人物、对象阐明自己的思想，通常含有特指的意味，但孔子之言更指向普遍的道理、通义，因此此章所论之“君子”首先也本具道德完满之意，继而这章所立之观点具有代表性。己欲善才可期待民善，所谓“君子求诸己”是矣（《卫灵公》）。求诸己者，一言“自修”也，君子自修其身，发煌其本具之仁心善性，而自成其完满德性，仁心善性完满自足，非须向外求取才得，只需推廓养存，一言“责己”也，犹射箭，箭不中的，不怨责箭不直、的不正，而反求之于己之身、己之心，责己者，正心也，心正然后身正，君子“内省不疚”（《颜渊》），戒慎恐惧慎其独。君子以德修己，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先觉觉后觉，其行己恭而不放肆，事上敬而不傲怠，养民惠而公正，使民义而后利，依德安国，德如春风，化育生民，以德教导之，则为政之君子“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为政》），人皆仰望而仿效之。
孔子行政的具体理路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子路》）。名何以得正？因其实，名与实相符才言名正，实者，天理仁道之自然也，其名符合天理仁道之所赋则得其正，反之则名不正，故“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卫灵公》），旁落自弃天理仁道，则无可称之实，亦无可称之名，人人名实不符，则位分在上者不像上者（如父母、兄姐）、位分在下者不像下者（如子女、弟妹）；无实无名者，其言不顺承天理仁道而无所依傍，非靠外在强力不足以服人，此服非心服，靠外力服人者，事成于强制，此强制力一除，则事皆溃塌，而君子“言厚心亦厚”；人人心服于理，依照理之轨辙，则事成，因而事成意味着依理而动，而理的具体形态是礼乐规范，所以用礼乐规范来
以上从三个大的层次论述了孔子的君子之道，可以看出，修身修己是君子之道的核心，人之修身以天理仁道为最终根据，以仁义礼智为具体德目，常敬不失，反求诸己而“躬自厚”（《卫灵公》），则可为德性完满之君子，凭此完满的德性，君子齐家、安国与平天下才有根底。孔子所讲的齐家、治国与平天下，非停留于一时一隅之齐、治、平，乃是寻求一种“通义”，即如何永世地齐家、永世地安国和永世地平安天下，他以修身为最坚实的基地，自然且必然地生发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本原则。既然修身内具了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义理根据，那么君子之道的整全含义就只是修己以敬。
三、 总论
君子作为德性完满的人并不是一个特类，而是指所有人，因为在孔子的思想里，道不远人，不存在先天被天道抛弃而在道德上有亏欠的人，在每个人的心性中，完具天道仁心善性和仁义礼智，因而人在德性完具的层面上没有贵贱高低、聪慧愚痴之别。然而何以有不道德的人、不道德的事出现？除开气质对全善心性的遮蔽，更重要的原因为，人自绝、自远于道，自暴自弃，辜负天道所赋之善性。
孔子的君子之道以修己以敬为本根，生发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原则，故而修身中也有齐家事、治国事与平天下事，或谓，君子于齐家安国平天下中修身养性，践履君子之道。孔子的君子之道基于人的本然情理，亦即从人的本质属性出发来探究如何证成自身的完满德性，这个证成过程不是运作在一个自闭的、自圆其说的理论空间中，而是要积极投身到真实的生活中，在“家、国、天下”里下切实的修养工夫，所以儒家有着细密的礼仪规范来使人每一步都足踏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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