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典故:谭嗣同绝命诗(经典3篇)
历史典故:谭嗣同绝命诗 篇一
谭嗣同绝命诗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著名典故，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谭嗣同是中国辛亥革命时期的一位革命烈士，他在面临死刑之前写下了著名的绝命诗。这首诗以其悲壮的气势和坚定的决心，成为了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一颗明星。
谭嗣同生于1871年，曾就读于上海南洋公学，后赴日本留学。他在留学期间受到了革命思想的熏陶，开始参与中国革命运动。回国后，他积极投身于辛亥革命，成为了南京临时政府的一员。
然而，辛亥革命后不久，中国政局的变化使得谭嗣同陷入了困境。袁世凯上台后，他对革命党人采取了残酷的镇压政策。谭嗣同被捕后，被判处死刑。在面临死刑的那一刻，他冷静地写下了绝命诗。
绝命诗的内容表达了谭嗣同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他在诗中写道：“但觉身心终无恙，何愁世事转蓬莱。为报江山未能定，借问天下谁为儿？”这几句诗表达了他对于革命事业的忠诚和对未来的希冀。他并没有因为面临死亡而感到绝望和悲伤，而是坚定地相信自己的牺牲将为国家的前途做出贡献。
谭嗣同的绝命诗在中国革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勇敢和牺牲精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革命者，成为了中国革命精神的象征。他的绝命诗也被广泛传诵，成为了中国文化中的一部分。
谭嗣同的绝命诗不仅仅是一首诗歌，更是一种精神的表达。他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对革命事业的无私奉献和坚定信念。他的绝命诗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让他们更加坚定地追求自由和民主。谭嗣同的英勇和牺牲精神将永远铭记在中国历史的篇章中。
历史典故:谭嗣同绝命诗 篇二
谭嗣同绝命诗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段悲壮故事，也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谭嗣同是辛亥革命时期的一位革命烈士，他在被判处死刑之前写下了著名的绝命诗。这首诗以其悲壮的气势和坚定的决心，成为了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一颗明星。
谭嗣同生于1871年，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自小聪明好学，拥有出色的才华。他曾就读于上海南洋公学，后赴日本留学。在留学期间，他接触到了革命思想，开始了他的革命之路。
回国后，谭嗣同积极参与了辛亥革命。他成为了南京临时政府的一员，为推翻清朝统治，实现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而努力奋斗。然而，革命的道路并不平坦，谭嗣同很快陷入了困境。
辛亥革命后不久，袁世凯上台，对革命党人采取了残酷的镇压政策。谭嗣同被捕后，被判处了死刑。然而，在面临死刑的那一刻，他并没有失去信念，而是冷静地写下了绝命诗。
绝命诗的内容表达了谭嗣同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他在诗中写道：“但觉身心终无恙，何愁世事转蓬莱。为报江山未能定，借问天下谁为儿？”这几句诗流露出他对于革命事业的忠诚和对未来的希冀。他不畏死亡，坚信自己的牺牲将为国家的前途做出贡献。
谭嗣同的绝命诗在中国革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勇敢和牺牲精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革命者，成为了中国革命精神的象征。他的绝命诗也被广泛传诵，成为了中国文化中的一部分。
谭嗣同的绝命诗不仅仅是一首诗歌，更是一种精神的表达。他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对革命事业的无私奉献和坚定信念。他的绝命诗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让他们更加坚定地追求自由和民主。谭嗣同的英勇和牺牲精神将永远铭记在中国历史的篇章中。
历史典故:谭嗣同绝命诗 篇三
历史典故:谭嗣同绝命诗
谭嗣同的《狱中题壁》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血荐据说这是谭嗣同临刑前写在监狱墙壁上的一首绝命诗，还据说这首诗被梁启超“篡改”过，
原诗为：“望门投趾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
证据不足，难以采信。“望门投止思张俭”，这句说的张俭这个人的典故。
根据《后汉书·党锢列传》的记载，张俭是东汉末期的高平人，初为山阳东部督邮，严劾宦官侯览及其家属为非作歹，为太学生所敬仰。后来党锢之祸又起，他被迫逃亡，人们敬重他的人品，都冒着破家灭族的危险接待他。“望门投止”指的是找上门请人留宿，张俭在逃亡时害得很多人因为收留他而满门抄斩，甚至“郡县为之残破”，其于心何忍！“忍死须臾待杜根”，这句说的是杜根这个人的典故。
根据《后汉书·杜根传》的记载，杜根性格耿直，东汉安帝时任郎中，当时邓太后摄政，权在外戚。安帝年长，杜根上书要求太后归政，太后大怒，命人把他装在麻袋里摔死。执法官示意施刑人手下留情，载出城外待其苏醒。太后派人查看，杜根装死三日，目中生蛆，侥幸逃脱，躲了15年。邓太后死后，杜根复出，官拜侍御史。谭嗣同在诗中提到这两个历史人物的遭遇，而不选择他们的避难方式，表现出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他不愿意选择逃亡而给别人添麻烦，也不可能凭借执法者手下留情而暂时躲过一死，他要以“横刀向天笑”的方式大义凛然地去刑场就义。“我自横刀向天笑”，表现慷慨赴死的气节。
其实谭嗣同是被关在囚车里拉到北京菜市口开刀问斩的，由不得他横刀向天，虽然壮怀激烈，但是身不由己。至于“去留肝胆两昆仑”一句，历来解释颇多。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称“两昆仑”一个是指康有为，另一个是指大刀王五；后来有人把康有为换成唐才常，认为唐才常是谭嗣同肝胆相照的朋友，像昆仑山一样坚毅；有人认为是指当时跟谭嗣同私交深厚的两个侠士胡七和王五，因为他们两人的武艺属于昆仑门派；有人把“昆仑”理解为“昆仑奴”，认为是谭嗣同的两个仆人；有人说其实就指的是谭嗣同自己一个人，“去留”可以作死生讲，嵇康的《琴赋》有“委天命兮任去留”，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有“曷不委心任去留”，无论生还是死自己都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也有人认为“去留”不是“去”和“留”两个对比的意思，是偏正结构，是要留下什么的意思；……面对要斩尽杀绝的敌人，需要有的人牺牲，用流血牺牲的方式昭告同胞大众，鼓舞未死者和后来者继续做长期的奋斗。“我以我血荐轩辕”（鲁迅诗句），谭嗣同的做法或许可以称为“血荐”，他要用自己的鲜血警醒世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他用鲜血实践了自己的誓言。
谭嗣同与戊戌变法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生在北京，是湖北巡抚的三公子，戊戌变法前他的身份是江苏候补知府。据说他12岁的时候在北京的大疫中被传染，昏迷了三天三夜，好不容易才活过来，所以取字“复生”。在这场大疫中他的母亲、大哥和二姐都被死神夺去了性命。后来死在台湾的是他的二哥谭嗣襄。谭嗣同的夫人李闰在他就义后取“忍死须臾待杜根”之意自号“臾生”，做悼亡诗：“盱衡禹贡尽荆榛，国难家仇鬼哭新。饮恨长号哀贱妾，高歌短叹谱忠臣。已无壮志酬明主，剩有臾生泣后尘。惨淡深闺悲夜永，灯前愁煞未亡人！”谭嗣同故居有湘人余德泉撰写的对联：“壮矣，维新欲杀贼而未回天，终成国恨；快哉！喋血屹昆仑以昭肝胆，长醒吾民。”正是化用了这首《狱中题壁》的诗意。我们也许永远无法解读谭嗣同的内心世界，但这首《狱中题壁》却在百年来不断引发我们的深思。我们可以从诗中感受殉道者的凛然正气以及从容不迫。
为了信仰，为了追求的事业，不惜生命，以身殉道，其精神确可感召后人。读这首诗，自然要了解谭嗣同这个人，于是也就关心他所参与的戊戌变法的背景。顺便说几句题外的话，谈诗词和作者的背景，自然涉及到一些方方面面的史料记载，正史也罢，野史也罢，显然都不完全是真实的，只能说尽量选取接近真实，自己认为比较可信的说法。总是来自第二手的资料居多，即使是抄自原始的史料，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看到别人引用，再以此线索核查第一手的史书。有时候，看到第二手的资料说的头头是道，自己认可或者偷懒，也未必再一一查对原始的记载。于是便有些说不清的“抄袭”的争议。
写这篇文章之前看过好几遍李敖的《北京法源寺》，受到很大影响，包括知识和思想。戊戌变法又被称为百日维新，因为前前后后才不过103天的光景。变法维新是从1898年的公历6月11日正式开始的。
这一天，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自强（《清德宗实录》卷四一八），接着就是紧锣密鼓地实行一连串除旧布新的改革。当时慈禧太后虽然名义上已经“还政”给光绪皇帝，但实际上一直都在暗中操纵实权。才不过4天，6月14日，西太后就赶走了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和，而且还把自己的心腹荣禄安置做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接下来，“帝党”和“后党”明争暗斗，甚至有苗头显示太后那边要发动政变赶光绪下台，变法力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
9月18日晚上，谭嗣同找袁世凯密谈，希望掌握着新建陆军的袁世凯能够帮忙。袁世凯表面上同意了谭嗣同的计划，但谭嗣同前脚一走，他后脚就向荣禄告了密。荣禄是慈禧太后的亲信，住在颐和园的西太后很快知道了真相。9月20日清早，康有为上了去天津的火车。在他离开后不久，官军在南海会馆抓到了他的弟弟康广仁。侥幸脱身的康有为在英国人的帮助下逃亡上海。与此同时，梁启超被日本公使馆收容保护起来。9月21日，西太后正式“临朝训政”，光绪皇帝被软禁，103天的维新变法就此宣告结束。9月25日，农历戊戌年八月初十，梁启超被日本人护送离京，谭嗣同在浏阳会馆被清官军带走。
三天之后，9月28日，农历八月十三日（中秋节的前两天），谭嗣同、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等“六君子”被押赴菜市口刑场，未经审讯直接砍头。据说，谭嗣同在临刑前从容多于慷慨，没有激越之气，没有畏惧和悔恨，也许连乞求刽子手“给个痛快”都不屑于一说，只是让一个声音划破了寂静的长空：“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没有想明白的是，这要杀的“贼”到底是谁？又为何“死得其所”？
心苦后人知对于谭嗣同的死有多种解释：为了要对支持变法维新的人有所交代；为了报答光绪皇帝的知遇之恩；为了要大家支持变法继续走改良的路；为了证明改良的路走不通而必须走革命的路；为了害怕连累家人；……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他视死如归的态度是非常难得的。殉道者能够做到如此，显然需要从内心里发出强大的力量才行。这内在的力量来源于他的信仰，而他信仰的内容究竟是要改良还是要革命却是后人难以破解的谜团。有人认为他是改良派，他为他的信仰殉道，而不是信仰的内容。因为要深究那内容，也许会觉得他的死并没有多大意义。他一直反对愚忠，反对糊里糊涂地为皇帝而死。“止有死事的.道理，绝无死君的道理”。
他为了他的信仰本身。也有人认为他是革命派，他血淋淋地证明中国唯一的前途就是革命，改良是一条行不通的路。因为保守势力实在是太强大了！倘若革命党看到谭嗣同的死，也会认识到改良主义在中国的不可行，从而会更加坚定地走革命的路。“功高明主眷，心苦后人知。”这是袁崇焕的两句诗。谭嗣同与袁督师的命运大不相同，谭嗣同得到了光绪皇帝的赏识，他也把这位热衷于变法维新的年轻皇帝当作知己，所以有人认为他“士为知己者死”。他在劝梁启超出走时曾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慷慨成仁易，从容就义难。前者总是处于事件的高潮点上，目的单纯，更容易有勇气，不会三心二意，反正也要一死了之，无所畏惧。后者往往是在事件处于冷静时发生的，要经过复杂的思考而自愿选择殉难，这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作为殉道者，谭嗣同死得慷慨壮烈，死得从容不迫。其实，谭嗣同原本可以不死，许多种记载都说他不必去死。他是自愿送去给别人杀掉的。
《华严经》有“回向品”，主张已成“菩萨道”的人，还得“回向”人间，由出世回到入世，为众生舍身。如果不把失败孤立来看，而是把失败当成成功的一段，当成是成功必经的阶段。那么，这便可以称为是一种“成功的失败”。为了永恒，一时撒手。有的人斤斤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不能从大局出发，不肯轻易抛下自我；有的人义气用事，贸然做出牺牲，并没有产生什么深远的影响。太多太多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都终究被滔滔滚滚的历史长河淹没。而谭嗣同，被称为“千百年来中国第一真男人”。
郑师渠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关于“诗界革命”的论述中曾这样评介谭嗣同的《狱中题壁》一诗：“充分显示了这位激进的维新志士的自我牺牲精神和崇高的人格。”就这首诗而言，是作者志意的反应，有激昂慷慨，有悲壮从容，也有无奈和期待。用典贴切，一气呵成，有打动人心的力量。生命诚可贵，信仰价更高。举世最惜者，死，而其不知惜也，这正充分体现出谭嗣同的痴。痴其实就是一种对于信仰的执着，甚至执着到不怕流血牺牲的程度。在今天，我们也许不必采取如此惨烈的方式以身殉道，但是这种对信仰执着追求无怨无悔的精神却不能不令我们肃然起敬。愿昆仑正气长留天地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