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主要讲的是什么
易经主要讲的是什么
《易经》位居五经之首。它主要讲的是什么内容呢?下面一起来看看!
《易经》是中国文化的元典，就是说《易经》是中国五千年文明的一个载体。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到底花落何处、归根于何处?这个答案在四书里有一些，在五经除了《易经》以外的其他四经里也有一些，但最终的答案是在《易经》里，这是我的一些认识。
《易经》的“十翼”相当于孔子的成名作，因为《论语》、《中庸》都是他的弟子编著的，而《易经》的“十翼”是孔子自己著述的一部著作，其中一定有代表孔子或者说中华民族核心社会价值和人文价值的思想主体。
到底中国文化的核心思想是什么?这是我今天下午想和大家分享交流的一个主要内容。名相上大家可能都有些认识，我的理解是：孔子是代表中国文化核心思想的一个人物，而他提出的一个核心思想就是“天人合一”，也就是《易经》最终要表达的一个思想。儒家作为最主流的一个社会和人文学派，其带给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社会和谐关系的一个基础就是把自然、社会和思想统一，这是我们在这个时代去反观《易经》影响我们两千多年历史的一个重要基础。
《易经》本身有三个层面在演绎。现代社会和西方文化所认识的“变”的部份，所谓“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这种认识论，只是《易经》的一个过程，不是《易经》要表达的主题。我们看《易经》都是从变的角度去看，实际上《易经》的本怀到底给我们解释了一种什么状态?到底《易经》要带领我们去到一个什么去处?这就是《易经》的“学”和“用”的一个关联。
从“吉凶悔吝”到“元亨利贞”
整部《易经》的原文就讲了八个字：“吉凶悔吝”和“元亨利贞”。“吉凶悔吝”的用，在中国文化里的一个主体就是“趋吉避凶”。“趋吉避凶”这个思想体系在中国文化的术术层面外化出来五术，就是山、医、命、相、卜，这五个模块都是在说明趋吉避凶。同有三和中医就是“医”的模块，病了就用“医”。而这五个模块都是从“易”里产生的。
作为中国文化的元典，《易经》最根本的地方是在“元亨利贞”，但我们理解的“元亨利贞”和大家看到的“元亨利贞”是有差异的。“吉凶”这个概念一般是没有差异的，常态里大家都认为“我想要的这个事就是好的”，“我不想要的那个事就是坏的”，在哲学层面上很容易理解：我想要的事来了就是吉，我不想要的事来了就是凶。
而“元亨”和“利贞”其实就是《易经》要告诉我们的那个东西，本质上《易经》是要我们知道“不变”的，它是从“简易”、“变易”带领我们到“不易”，我们学《易经》最终要学的是“不易”，不是“简易”也不是“变易”。什么东西是“不易”的?“元亨”是不易的，只有“元亨”了，才能“利贞”。
所以我们需要探讨 “元亨”这个概念。一切万物开始的地方叫“元”，也就是您与一切万物相通的那个地方，通了以后就叫“元亨”。只有“元亨”才能“利贞”。每个人的生命都要“利贞”，而不是“吉凶”，也不是落于吉凶。如果避吉凶或落于吉凶，那就背道而驰了。这是《易经》最重要的核心思想。《易经》就是帮助我们从趋吉避凶、“吉凶悔吝”的状态到达“元亨利贞”的状态。“悔吝”就是后悔、反悔、犹豫、纠结等。
在儒家的定义里，“元亨”的“元”代表“仁”，“亨”代表“义”。“仁义礼智”就分别指代的是“元亨利贞”。《论语》里讲的“克己复礼，天下归仁”，这个“归仁”实际上归的是“元”。什么叫“仁”?“仁”在儒家文化里是有结论的，“人同此心”以后才是“仁”，而不是做好事。做好事好不好?好!但做好事不是“仁”，是分别。孔子给了我们答案：做好事还没到“仁”，“仁”是原来的地方，也就是中国文化里的“悟道”，或者“见性”、“无我”，到了万物发生的源头，这个地方才是“天下归仁”，也就是“克己复礼”，通过“克己”的方式“复礼”，通过“复礼”来“归元”。
当我们归回元点以后就“利贞”，所谓“贞”就是观察、洞察、观点、思想、行为、价值观、整体观。唐代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年号，一个是“贞观”，一个是“开元”。李世民是非常有文化的，“贞观”就是“无我观”或说“不二观”的状态，是超越吉凶的。《易经》对我们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影响就是从“趋吉避凶”到“超越吉凶”，这是我们人生很重要的一课。
学《易经》的“学”就是要明白，“用”就是“贞观之治”，这是我的理解。
中国文化是天文和人文并存的文化，这与西方文化不同。西方文化里，天文是天文，人文是哲学、宗教，而在中国文化里，人文和天文是一样的。那么圣人是在一种什么样的状态里描述天文和人文呢?是在心物一元的状态里，“心”是人文，“物”是天文，是在心物一元的状态里看阴阳、法阴阳、指代阴阳。
从“简易”、“变易”到“不易”
《易经》本身分三个模块：简易、变易和不易。“简易”是易理的部份，“变易”是卦象的部分，第三个模块是“不易”。我们都是用变化的视野去看变化，而《易经》是用不变的视野看变化。从参照系上讲，只有不变的才能显现出变，能不能转身，也就是《易经》能不能入门，就在这里。如果我们以动态的思维或视野去看这个世界，以变看变，参照系是错的，一定是雾里看花;或者说是“二乘”，以幻看幻，以变化的吉凶去求变化的吉凶，没有意义。在这样一种思想误区里，很多人学“易”越学越乱、越学越杂、越学越胡涂。因为不变是绝对的，变是基于不变的相对。
因此，《易经》是通过“简易”、“变易”的描述来帮助我们实现“不易”，也就是不变。但我们被变化牵走了，活在变化里无可奈何。所谓中国文化的智慧就是“以不变应万变”，以变化应变化叫聪明，甚至叫糊涂。
《易经》既有象术又有易理，既讲到了天道的决定性，又强调了君子之道和人性的是非善恶，肯定了对自由意志的追求和人的智慧选择。所以它是天道和人道并存的一个思想体系，因此中国文化的一个主题永远是“和”，而“和”的主题则永远是“天地人和”。强调人道的目的是为了说明人道复还天道，还复本来面目、天之本性，而不是帮助人道脱离天道，如果脱离天道的话，在中国文化里这就叫做“不归路”。
《易经》里有句原文：“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是贲卦彖辞里的一句话。“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天主时，所以我们要与时俱进、“以察时变”，但我们经常“与事俱进”或“与人俱进”，这是我们行为的常态，跟着事走，或跟着人走，要么跟着别人走，要么跟着自己走。如何从“与事俱进”或“与人俱进”回到“与时俱进”呢?
我们再来看艮卦的彖辞：“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人生要做到时间止则止，时间行则行。中国文化讲的是时间：中国文化的天文部份讲天时地利，其人文部份一样讲的是时间，是以时为参照，包括中医开方开的就是时方，我们要做到“与时俱进”，“识时务者为俊杰”，中国文化就是帮助我们“识时务”，其讲的是时间、时令、时局、时候。
人的行为规范是以什么为背景?我们经常以自己的诉求、愿望甚至欲望为背景，所以经常会事与愿违，我们的“愿”是我们的主张，但忽视了“时”，我们的时间概念只是停留在几点钟，而没有在中国文化表达的“时”里去思考我们做事应该以什么为中心。时间是我们思考的中心，所以“天时地利”放在前面，“人和”放在后面，这是有次第的。
《易经·文言》里有句话：“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与天地合”才是德，《易经》对道德的结论是：依照道的行为才是德行。“与日月合”才是明，意思是明白的人是跟日月相通的。“与四时合其序”，四时就是春夏秋冬，或者东西南北都可以，在中国古代立法里，秋后问斩或秋后算账是个实相，到了秋天才来干这个事，秋天以前先把你抓起来，“与四时合其序”在文化和社会行为里面就产生了这样一个结果。“序”就是秩序，人、社会、思想、行为都有秩序，文化也有秩序，我们是在遵循这样一个循序渐进的生命旅程。就像每本书都有一个序，这个“序”代表书的一个流程。
最后才是“与鬼神合其吉凶”，吉凶是放在最后的，我经常讲心里有鬼才有吉凶。就是通过不得已而说的人间的吉凶，慢慢帮助我们“与四时合其序”，也就是与时间同步，然后“与日月合其明”，再高一点“与天地合其德”。所以《文言》把《易经》人文的架构和秩序讲得很清楚。我们从吉凶的层面提高到遵守秩序的层面，你只要遵守了秩序，就不会被天地所罚。
《道德经》的原文是“人法地，地法天”，但实际上经常是“天法地，地法人”，“人法地”是老子的境界，我们则是被地法人了还不知道，所以经常是被惩罚了才反思：我是不是哪里没有守秩序才被惩罚?在中国文化里，如果按秩序走，你肯定不会生病，你肯定不会不顺，因为不顺一定是有某种违逆，身也好，心也好，事情也好，主张也好，一旦产生违逆，必然就会有反作用，作用力越大，反作用力就越大。人一旦失和，就会有灾、有难、有病，如中医讲的寒暑失和，受了寒就要病，因为你受了寒就必然会受寒的因果关系，所以中国文化讲的因果是不虚的，你只要这样做，就会有这样的果，你种了西瓜就得西瓜，种了芝麻就得芝麻。
从“吉凶”到“序”这一部份的用，我相信对在座的诸位都会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我们过去对吉凶是茫然的，甚至是赌的，不知道未来是吉还是凶，只有碰到事的时候才知道是吉还是凶。如果我们回到“序”的层面，万物是有序的，人也是有序的，那么吉凶就不会无缘无故地错位，我们就可以做到心中有数。所以第一个阶段我们要思考怎么样从“吉凶”回到“秩序”，而从“秩序”再到“明白”、再到“有德”，那是后面的几步。
《易经》讲立天之道为阴阳，立地之道为刚柔。所以从立天之道，我们要法阴阳的方法、规则，“法阴阳”的儒家思想是安身立命的核心要素。
孔子为什么学易?
让我们来看《易纬·坤(乾)凿度》的一段话：
仲尼，鲁人。生不知易本，偶筮其命，得旋(旅)，请益于商扭(瞿)氏，曰：“子有圣智而无位”。孔子泣而曰：“天也命也!凤鸟不来，河无图至。呜呼，天命之也!”叹讫而后息志，停读礼，止史削。五十究易，作十翼明也。
这段话讲的是孔子学《易经》的背景。孔子没有学易经之前，去算了一卦，得了“旅”卦，然后去找瞿氏解卦。瞿氏跟他说：“子有圣智而无位”，孔子泣而曰：“天也命也!凤鸟不来，河无图至。呜呼，天命之也!”孔子说的第一个“天也命也”是说的他自己的命，他认了：我有这么高的智慧，却没有成就没有作为。第二个“天命之也”，是说的“凤鸟不来，河无图至”，凤鸟就是凤凰，是天上最吉祥的鸟，是指路的;凤鸟不来，就没有河图洛书，其实那个年代是有河图洛书的，可是解不清、看不懂，也就是孔子说的“河无图至”了。
“叹讫而后息志，停读礼，止史削”。“息志”就是过去的所有想法都画上一个句号;“停读礼”，《礼记》是五经之一，地位很高。这句话很重要，为什么《易经》在中国文化里有那么高的地位，这句话就给了说明;“止史削”，五经里的《春秋》就是史，“停读礼，止史削”就是讲《礼记》和《春秋》都不看了。《春秋》和《礼记》是五经里很重要的两部经，这句话交待得很清楚，所以我们去关注元点的时候，它是有出处的。
那去干嘛呢?“五十究易，作十翼明也”，中国文化里的“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孔子在知天命的状态里究易去了，作了《十翼》，而孔子作为万代师表的本钱就是《十翼》。
中国文化其实是培养贵族的。在《四书》里我们能看到孔子的一些痕迹，当然江湖传闻半部《论语》治天下，但对儒门的内门来说，不到《易》还不能算入了儒家门，孔子自己也是这样的。四书《论语》、《中庸》、《大学》、《孟子》，现在国学很热，学的人很多，但借孔子的'原文，没有入“易”门，其实就没有入“儒”门。
中国文化的四圣——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两千多年来只有四圣，没有五圣，都跟《易经》的著述有关系。包括唐代停祭周公、兴祭孔子这样一个国家行为也是跟《易经》有关，可见《易经》这部经典对我们中国文化的影响有多么深远。
大家可能多认为《易经》是本算卦的书，不否认《易经》能算卦，但这只是《易经》很小的一部份，其人文思想、智慧体系才是根本。 “善易者不卜”，这是前提，但我们很难做到“善易”。
《易经》带给我们的就是明明白白，如果从“常道”或“非常道”来诠释，《易经》就是帮助我们从“有为”到“无为”，再从“无为”到“有为”的一个过程。
下面这段话就是孔子自己描述为什么要学《易经》，学了《易经》做什么：
子曰：“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
孔子说，我们为什么要学易经呢?我百度了一下，“开物成务”是香港理工大学的校训，这个词很重要，它说的是生命的价值：我们来这个世界到底是来干嘛的?中国文化是反对小乘的，反对自了，也就是求自己明心见性。中国文化是讲大乘的，生命的责任是“开物成务”。有两类人做着两种不同的事，一类是用自己具足的能力和智慧不断地帮助自己实现自我，另一类人则是通过自我的智慧不断地帮助别人实现他的价值。当然这两类人都产生了生命价值，但中国文化提倡的是后一类。
所以在中国文化的价值观里，人的价值是怎么体现的呢?不是通过自我实现而体现。在中国文化的价值观里，一个人怎么算强者?第一个观点，强者不是体现在他赢不赢得了，而是体现在他输不输得起;第二个观点，强者不是帮助自己实现自我价值，而是要有足够的能力帮助更多的人甚至所有的人实现他们的价值。
所以我们现在的教育是，第一步，帮助我们去实现自我，第二步，自我实现以后反哺社会，在这点上是不约而同的。“开物成务”意味着每个人的责任、每个生命的价值，就是把开一切物、开万物当成自己的本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这就是天下之道，就是把“开物成务”当作我们要遵循的行为准则和人生目标。圣人因为有这个境界，所以才能“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业，断天下之疑”。这三个如果我们能做到，《易经》就学好了，如果做不到，《易经》就还没学好，这是孔子他老人家给我们定的标准。
所以我们要思考，学《易经》的目的是什么?是“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业，断天下之疑”。这是孔子学《易经》的感受和心得，这是值得我们后世的华夏子孙去思考的：这么重要的一部经典，我们到底应该以一个什么样的眼界去看它，什么样的身心状态去受持它，以什么样的状态去研究它?
为什么中国文化把《易经》当成群经之首，它是有道理的，是需要本钱的。算卦的书很多，但都不是《易经》，能称经的一定有更深刻的认识。特别是“断天下之疑”，贪嗔痴慢的根就在“疑”上，有疑就有惑，有惑就有种种的糊涂、波折。疑根一断，信门就开了，中国文化讲的就是信，这是最难的一步，因为我们有所迷，才使我们不信，真到了信这一步，一切就都了结了，事情就很好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