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女性审美

《诗经》女性审美

  《诗经》时代,由于男性已在生产和生活中占主导地位,女性审美习俗大多是从男性视角出发逐渐形成并沿袭下来。

  尼采说:“男人为自己创造女性形象,而女性则模仿这个形象来创造自己。”这种审美状况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诗经》时代,对女性的束缚尽管没有后世严重,但已初现端倪,女性作为审美主体的地位开始被剥夺,女性在两性审美中已处于弱势地位。薛富兴在《〈诗经〉审美观念举例》一文中,把《诗经》审美观分为两类,一类是普遍性审美观,一类是特殊性审美观。在特殊性审美观中,专言女性之美的词有“淑、婉、佼、倩、娈、姝、静、媚、都”等,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诗经》中专用于赞美男性之词仅有“彦”。这一词语统计也显示出了两性审美主体地位的失衡。因此《诗经》中女性审美习俗大多是从男性视角出发逐渐形成并沿袭下来。

  一、硕大为美

  《诗经》时代,由于对劳动力的需要,种的繁衍的需要依然是当时社会的主要内容,在对女性审美中首倡硕大为美。我们从《诗经》收录的诗篇中可以找到例证。如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美人赞《卫风•硕人》及《唐风•椒聊》《小雅•车辖》《陈风•泽陂》等都反映了这种审美习俗。

  《卫风•硕人》,开篇即言“硕人其颀”,《郑笺》曰:“硕,大也。”所以“硕人”意即大人。王先谦《集注疏》曰:“大人犹美人,《简兮》咏贤者,称硕人又称美人,《郑笺》以为即一人,是其证也。古人硕、美二字为赞美男女之统词,故男亦称美,女亦称硕。”“其颀”和三章“硕人敖敖”中的“敖敖”、四章中“庶姜孽孽”中的“孽孽”均指身材高大貌。所以庄姜之美的第一构成要素是身材高大丰满。

  《唐风•椒聊》是一首赞美妇女多子的诗,诗开篇先用“椒聊”兴多子。闻一多《风诗类钞》曰:“椒聊喻多子,欣妇女之宜子也。”时人又认为体壮肌丰的女子可以多生孩子,所以在赞美女子体态的时候用了“彼其之子,硕大无朋”、“彼其之子,硕大且笃”。

  《小雅•车辖》,这是诗人在迎娶新娘途中的赋

  诗,诗人在赞美新娘的时候用了“辰彼硕女,令德来教”。其中的“硕女”也是指身材高大的女子。还有《陈风•泽陂》,让诗人念念不忘,“辗转伏枕,卧而不寐,思之深且久也”(朱熹《诗集传》)的女子也是一位“硕大且卷、硕大且俨”的女子。由此可见《诗经》时代硕大为美依然是对女性审美中的重要内容。

  《诗经》时代,对女性硕大为美审美习俗的崇尚还可证于同期的其他资料。《左传•桓公元年》“宋华夫督见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艳。’” “艳”《说文•丰部》解释为“好而长也”,这也说明当时对女性审美中,确以身材高大、肌体丰满为美。

  二、以德为美

  周人的礼乐文明规定了君臣父子等级森严的社会制度,这种制度将男性置于主体主动的地位,为男性提供了广阔的施展才华的天地。而女性的生活范围缩小,逐渐从社会回归家庭,女性审美的主体地位也逐渐失落。所以这一时期从社会和男性角度出发的对女性的审美除了看重女子颀长丰满的身材,而且还特别看重女性的德美。所谓的“德美”,除了生育继嗣之外,又增加了温顺、贤惠、勤劳等品德要求,美开始具有伦理品格上的意义。这一习俗在《诗经》的体现最典型的是对“周代三母”的描绘。“周代三母”对《诗经》时代的男性来说,尽管是历史人物,但从现实生活中的男性对她们的颂扬,可以认定现实的审美观对她们品德和行为的认可,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西周时期对女性审美中对德美的看重。我们可从产生于西周初中期的《大雅》中的几首诗来印证这一审美习俗。

  《大雅•大明》中有这样的描述:“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乃及王季,维德之行。”诗中的“挚仲氏任”即指大任,她是王季的妻子,文王的母亲。“维德之行”意即大任的品德与王季相配。接下来写道:“大邦有子, 天之妹”、“于周于京,缵女维莘”、“长子维行,笃生武王”。说的是文王之妻,武王之母“太姒”,“ 天之妹”是夸赞太姒的貌美,说她好比天上的仙女。“缵女”谓好女,犹言淑女、硕女、静女,皆美德之称。从这些描写可见太姒也是一位德色兼备的女性。

  《大雅•思齐》开篇即言:“思齐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妇。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齐”,端庄。“媚”,美好,这里指德行美好。“徽音”,指美好的声誉。诗句的意思为大任端庄,太姜德行美好,太姒继承先妣的美德则曰“嗣徽音”,这里尽管也提到了“周代三母”的貌美,但没有具体所指,重点强调的是她们的美德,这里的美德除了端庄、温顺外,侧重于她们为人妻为人母为周室繁荣所做的贡献。

  西周初中期对女性端庄、柔顺、贤淑的看重主要是与周礼相呼应对女性施加的影响。除此之外,前朝兴亡的历史教训也影响着周人,特别是统治者审美观的形成。

  关于夏商亡国,许多古籍都把罪责归于夏桀的爱妃妹喜和商纣的爱妃妲己。《列女传•孽嬖传》云二女,一个是“美于色,薄于德”、一个是“美而辨,用心邪僻”。这就促使周代统治者在建国之初就总结出“维王不逊声色”(《尚书•商书》)的“女祸论”思想。《大雅•瞻 》一诗就表现了这种思想。诗三章云:“哲夫成城,哲妇倾城。懿厥哲妇,为枭为鸱。妇有长舌,维厉之阶。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匪教匪诲,时维妇寺。”四章又云:“妇无公事,休其蚕织。”认为女人不能参与社会政治事务,女人参政只会给国家带来灾难。这种思想使女人逐渐从社会政治生活中退出,回归家庭,从事家务劳动,相夫教子。这种思想观念也导致对女性审美中“以德为美”的审美习俗的形成。女性的貌美即“色”美在有意无意中被忽略了。

  三、善美统一

  西周末期,对女性审美的习俗发生了很大变化。此时对女性自然人体之美的审视中,除了看重身材的丰硕、健壮,也看重女性的容颜美。当然“善”仍处于此时审美评价的主流地位,此时审美的最高标准是善和美的统一。这一审美特点在《国风》的大部分和《小雅》的小部分诗篇中都有体现。

  (一)外美的突显

  《诗经》中对容颜美的描写最突出的诗篇还数

  《卫风•硕人》,诗篇对庄姜容颜之美的描述集中在诗篇的第二章。诗人运用了多种喻体对庄姜先作静态描写:“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紧接着又对其进行动态的描写:“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这样一动一静,动静相生,化美为媚,就把一位令人心旷神怡的古典美人呈现在读者面前。关于此诗产生的时间,何楷《诗经世本古义》、姚际恒《诗经通论》、崔述《读风偶识》都认为此诗作于庄姜始嫁至卫之时。《史记•卫世家》载:“庄公五年,娶齐女为夫人。”据此推算,这篇作品大约产生于公元前752年左右。是西周末年的作品。

  《诗经》对女性容颜美的描写中大多用花作比。用娇艳欲滴的鲜花为喻体,状女性容颜之美,开了中国审美传统中美女如花的审美先河。翻开《诗经》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用鲜花喻美女的诗篇。

  《周南•桃夭》中有“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用桃花的鲜艳多姿喻新嫁娘容颜的娇美亮丽。清人姚际恒在其《诗经通论》中说:“桃花色最艳,故取以喻女子,开千古词赋咏美人之祖。”方玉润也说:“(一章)艳艳,开千古词赋香奁之祖。”《召南•何彼 矣》中用“何彼 矣,唐棣之华”、“何彼 矣,华如桃李”来形容即将出嫁的王姬容颜艳丽如桃李。关于二南产生的年代,程俊英认为“二南是西周末,东周初,即周王室东迁前后的作品”。

  《郑风•有女同车》用“颜如舜华、颜如舜英”来描摹诗人心仪的姑娘的美丽容貌。“舜”,即木槿,落叶灌木,开淡紫或红色花,今名牵牛花。“华”同花。“英”,《毛传》:“英犹花也。”《郑风•出其东门》中有“出其 ,有女如荼”,“荼”,白茅花。“如荼”,形容城门外层曲城的女子像白茅花那样美丽众多。《郑风》的产生年代是东周至春秋之间,这已成为学界的共识。

  《陈风•东门之 》中用“视尔如 ”来赞美自己的心上人。 ,亦名锦葵。花紫红色或白色,带深紫色条纹。《陈风•泽陂》有“彼泽之陂,有蒲与荷;彼泽之陂,有蒲与 ;彼泽之陂,有蒲菡萏”。这是一首怀人诗,男主人公把自己难以忘怀的可爱姑娘比作高雅洁净的荷花。自此花与女性之美结下了不解之缘,花开色美,花败色衰。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不同的花朵都寓有特定的含义,如:牡丹喻富贵,菊花喻隐士,莲花喻君子,梅花喻高洁等。程俊英认为《陈风》除了《株林》一篇有确切年代可考,是春秋中叶的作品,其余篇目多是东周之后的作品。

  (二)外美和内美的有机统一

  位于整部《诗经》之首的《周南•关雎》的审美对象是“窈窕淑女”,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解释曰:“《方言》:‘秦晋之间,美心为窈,美状为窕。’”由此可见“窈窕”既指形体之美,又指心灵之善。“淑女”的“淑”字,《毛诗传笺通释》解为“善”。“窈窕淑女”四字是在重“善”的基础上达到了“善”和“美”的统一。西周末年到春秋时期,尽管女性的自然形体之美较西周初中期突显,但在审美评价中占主流地位的依然是“善”。前一时期对女性审美的功利性目的仍然存在,特别是紧随其后的四个字“君子好逑”加重了这一功利性目的。对德色兼备的女子的审视只是为了君子能够挑选一个好配偶,建立一个符合伦理规范的家庭,完成周代“合两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的社会任务。

  此期对女子德美的要求是西周初中期的沿袭,主要表现为勤劳、温顺、贤惠、多子等方面。和西周初中期所不同的是要求女子德美的'同时,也看重女子的貌美,善和美有机地融为一体。如《周南•桃夭》,开篇以茂盛的桃树和艳丽的桃花起兴,“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形容新娘的青春貌美,接着“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提到了对新娘的品德要求。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曰:“宜与仪通,《尔雅》‘仪,善也’,凡《诗》云宜其室家,宜其家人者,皆谓善待其室家与家人尔。”二章用“桃之夭夭,有 其实”起兴,于省吾《泽螺居诗经新证》:“《毛公鼎》‘ ,驳’,刘心源谓‘斑,斑驳是也’。然则‘有 其实’即‘有斑其实’。桃实将熟,红白相间,其实斑然。”对新娘寄予了婚后多子的期望。整首诗对新娘的审美期待是既青春貌美又柔顺多子,外美和内美融为一体。

  《郑风•有女同车》诗共二章,每章前四句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刻画女子的容颜美和体态美。“有女同车,颜如舜华”、“有女同行,颜如舜英”,用木槿花来比喻女子容颜的鲜嫩娇美。“将翱将翔,佩玉琼琚”、“将翱将翔,佩玉将将”写女子体态的轻盈飘逸。每章的最后两句作结:“洵美且都”、“德音不忘”。整首诗刻画了一个朱颜娴雅,德音不忘的完美女性形象。

  《小雅•车辖》是新郎在迎亲途中所赋的诗。诗人用漂亮的长尾锦鸡、青翠的柞叶喻新娘的青春貌美,用“德音来括”、“令德来教”、“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来歌颂季女的品德美,又是一位德色兼备的新娘。《左传•昭二十五年》载:“叔孙 如宋迎女,赋《车辖》。”叔孙 (?―前517),是春秋时代鲁国的政治家和外交家,由此可推得《小雅•车辖》是春秋中期的作品。

  西周末期,尽管女性的外美得到认可并突显出来,但对女性的审美标准强调的是外表美和心灵美的统一,女性只有外表美是得不到认可的。《召南•何彼 矣》和《 风•君子偕老》从反面印证了这种审美观。“何彼 矣,唐棣之华”、“何彼 矣,华如桃李”,用鲜嫩的唐棣花和桃李之花来形容王姬之美。表现女子容颜的俏丽。方玉润说:“何彼 矣,讽王姬车服渐侈也。……何彼 矣是美其色之盛极也;曷不肃雍,是疑其德之未有称耳。”以此可见,此时尽管外表美已得到认可和彰显,但无德与其匹配还是立不住脚的。《 风•君子偕老》,《毛序》曰:“《君子偕老》,刺卫夫人也。夫人淫乱,失事君子之道。”《郑笺》:“夫人,宣公夫人,惠公之母也。”卫宣公是卫国第十五代国君,前718至前700年在位,由此可知此诗的产生年代应是春秋前期。诗人对宣姜之美从皮肤、秀发、体态、举止、服饰等多个方面进行描绘,诗中宣姜是何等的漂亮迷人,何等的雍容华贵,真是静如巍巍高山,动如潺潺流水,所以诗人情不自禁地赞叹道:“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然而遗憾的是如此貌美没有厚德与之相配,所以诗人发出了质疑:“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如果说第一章的结尾“子之不淑,云如之何?”是一种直接的指斥,那么后两章的惊问和惋惜却辞婉意深。诗人对宣姜“善”和“美”的不和谐、不统一,表示遗憾并给予强烈的谴责。这些诗篇从反面印证了此时对女性的审美要求是善和美的统一。

  四、结 论

  《诗经》时代由于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对女性审美中首重女性自然形体的硕大和健壮。西周初中期,前朝兴亡的历史教训和周代的礼乐文化决定周人在对女性审美中注重女性端庄、柔顺、贤淑的德美,女性的貌美在有意无意中被忽略了。西周末年到春秋时期,女性的外美得到认可并适度彰显,但这一时期女性审美的核心意蕴是以善为美,以是否符合周礼的规范为第一要素。“妇德、妇言、妇容、妇功”排在首位。《诗经》时代,由于男性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已占主导地位,体现在《诗经》女性审美诗中,便是我们看到了大量的从男性视角出发的对女性审美的诗篇。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卫风•伯兮》的“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女人形成了“女为悦己者容”的自弱心态和顺从意识,以迎合男性社会的审美需要。这种审美观一直为后世所沿袭。直到今天,尽管妇女的社会地位已大大提高,但这种审美习俗依然在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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