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化经济学的人类行为理论(通用3篇)

演化经济学的人类行为理论 篇一

演化经济学是一门跨学科的研究领域，结合了生物学、心理学和经济学的理论，旨在解释人类经济行为背后的演化原因。在人类行为理论中，演化经济学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人类决策背后的动机和机制。

首先，演化经济学的人类行为理论强调了人类行为的适应性。根据演化论的观点，人类的行为和决策是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和资源分配。因此，人类在做出经济决策时，往往会考虑自身的生存和繁衍需要，以及与他人的协作和竞争关系。比如，人们在选择合适的伴侣时会考虑到对后代的遗传优势，这种选择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经济上的决策。

其次，演化经济学的人类行为理论还关注了人类合作行为的演化。在人类社会中，合作是经济发展和文明进步的重要基石。演化经济学认为，人类之所以能够形成复杂的社会结构和经济体系，是因为我们具有共同合作的天赋。在经济活动中，人们往往会根据自身的利益和他人的期望做出合作或者竞争的决策。而这种合作行为的演化，也受到社会规范、文化传统和道德观念的影响，进而影响了经济体系的发展和稳定。

总的来说，演化经济学的人类行为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人类经济行为的本质和背后的动机。通过研究人类行为的演化历程，我们可以更好地预测和解释人类在经济活动中的决策和行为，进而为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演化经济学的人类行为理论 篇二

演化经济学的人类行为理论在当代社会中具有重要的意义。随着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人类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在这样的背景下，深入研究人类行为的演化原因和机制，对于促进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人类福祉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演化经济学的人类行为理论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准确和全面的决策支持。在当今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中，人们需要做出各种各样的决策，涉及到个人生活、职业发展、企业管理等方方面面。通过研究人类行为的演化原因，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人们在做出决策时的心理和行为模式，进而提供更科学和有效的决策支持。比如，在市场营销和消费行为研究中，可以通过分析人类的消费偏好和购买决策模式，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其次，演化经济学的人类行为理论还可以为我们提供更深入和全面的社会政策建议。在现代社会中，政府和社会组织需要制定各种各样的政策和措施，来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公平和环境保护。通过研究人类行为的演化机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人类社会的运行规律和机制，为政策制定提供科学的依据。比如，在教育政策和就业政策方面，可以通过分析人类学习和工作的天赋和偏好，更好地设计教育培训方案和就业政策。

总的来说，演化经济学的人类行为理论是一种全新的研究范式，为我们提供了更深入和全面的理解人类行为的途径。通过深入研究人类行为的演化原因和机制，我们可以更好地预测和解释人类在不同环境下的决策和行为，为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领域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演化经济学的人类行为理论将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促进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和进步。

演化经济学的人类行为理论 篇三

演化经济学的人类行为理论

作者：刘文超

学术月刊 2015年05期

中图分类号F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5)02-0073-11

演化经济学是在达尔文进化论启发下发展起来的一个反主流经济学派。演化经济学的直接开创者是旧制度学派的创始人凡勃伦。凡勃伦在1898年的论文《为什么经济学还不是一门进化科学》中，开启了运用达尔文主义重建经济学的尝试。之后，该领域的研究进展一直非常缓慢，影响力微弱，但到20世纪80年代之后，出现了演化经济学的强劲复兴。纳尔逊和温特于1982年出版的著作《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被认为是现代演化经济学的破冰之作。在此之后，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汇集在演化经济学这一旗帜之下，他们不仅继承了凡勃伦的传统，而且从熊彼特、哈耶克甚至马克思等人处获取灵感，广泛地吸收了当代生物学、认知心理学、复杂系统理论、自组织理论等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在当前，这个学派逐渐形成了特色鲜明的研究纲领与范围：坚持有机、系统、动态、开放的世界观，运用“多样性—遗传—选择”的分析范式，研究创新及其引致的结构变迁和经济增长等主题。当代演化经济学已被看作是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主流经济学并列的第三种经济学理论体系。①

人类行为理论向来是经济学流派争鸣的“兵家必争之地”。演化经济学注重人类行为基础的研究，它认为，只有当批判的武器指向主流经济学的这一核心原则和微观基础时才有效；同时认为，一些反主流学派因为没有提出任何有关行为人的理论以取代个人效用最大化的学说，新古典体系的中心仍然没有受到挑战，而演化经济学正在经济学的核心发动一场理论革命。②本文旨在揭示新古典经济学“理性人”假设的内在逻辑，演化经济学对“理性人”假设批判的方式与深度，演化经济学提出的人类行为理论替代方案的内容与实质，进一步探讨演化经济学的人类行为理论是否超越了“理性人”假设。

一、新古典经济学“理性人”假设的内涵

为了便于展开个人的经济行为的研究，新古典经济学对人的动机、能力和相互作用方式进行了一系列简化处理和标准化界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个人行为的新古典假设，这就是人们所熟知的“理性人”假设或“经济人”假设。“理性人”假设的内涵可归纳为三个基本命题：个人目标——效用的自我满足；个人能力——最大化选择；个人之间的协调——市场均衡。

(一)个人目标：效用的自我满足

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人被认为是追求自身效用满足的利己者：消费者通过消费直接实现自身效用的满足，生产者通过利润的追求间接实现自身效用的满足。效用的满足程度由效用函数来描述。人的主观心理状态——偏好是决定效用函数形式的内在依据。进行个人行为模型的构建需要效用函数作为逻辑起点，但效用函数的特征和性质要以个人偏好的假定为前提。“新古典理论主要是由有关个人偏好的假定编制而成的。”③在新古典世界里，人的偏好具有利己性、主观性、外生性、同质性、稳定性等特征。

古典经济学尤其强调人的利己“本性”，在亚当·斯密的理论体系中，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19世纪70年代，边际学派要把经济学变成“自利的力学”“苦乐的微积分”的主张，曾一度把人性利己观推向了顶点。但在新古典体系确立之后，利己“人性”已成为经济学隐含的假设了，它体现在市场主体对效用的孜孜不倦的追求中。

偏好指的是一种心理状态、心理感受，它自然是主观性的。这种主观的心理状态的特征是可以把握的，由此形成所谓的心理规律或偏好公理，但是这些心理规律产生的原因和过程是不可知的，在经济分析中它是不能也不需要进一步还原的最原初的因素和起点，是绝对的外生变量。对于所有个人而言，都受不可溯因的相同的心理规律支配，无一例外，所以不同人的偏好具有同质性，给定完全相同的客观条件约束的人，遵循相同的心理规律，必然会以完全相同的方式行动。

新古典经济学还假设偏好是稳定的。首先，偏好是情境无涉的，也即个人偏好不会随着个人处境的变化而变化；其次，偏好是制度无涉的，这是指个人的偏好不会因经济、政治等社会制度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个人偏好是比制度更本源的经济范畴；再次，偏好是关系无涉的，人的偏好不会受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影响，人不会有从众心理，也不存在炫耀性消费。由以上三个方面的原因，偏好抵制了一切外在环境因素的渗透和塑造。

(二)个人能力：最大化选择

在经济学中，“理性”用来描述人的行为能力特征。但理性的确切含义在经济学的不同发展阶段是不同的。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时期，理性行为代表，追求自利的市场活动主体，在市场交易中，会进行盈亏得失的精密计算。而从边际革命以来的新古典时期，理性行为代表最大化选择，确切含义是，市场行为人总是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做出使得所追求的目标最大化的决策。明确的最大化假设已成为新古典经济学的标志。

第一，最大化假设为约束条件下求极值的微积分方法引入经济学开辟了道路，个人的选择问题就简化成了约束条件下求极值的数学问题。第二，由于个人选择问题被简化成了约束条件下求极值的问题，所以决策过程被忽略，选择是瞬间做出的。第三，在行为建模时，可对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进行调整，但最大化原则是不容置疑的。例如在经济增长理论中，通过对生产函数、效用函数和约束条件进行各种变换，给予经济增长各种各样的解释，但推理过程都是数学中的最优化方法。第四，最大化假设的合理性来自一些隐含的假设。这些隐含的假设包括充分信息，即行为者完全知晓备选的行动集合；个人具有足够大的信息处理和计算能力；掌握最大化的相关理论；运算分析过程是不带感情色彩的；运算是不会出错、不需要修正的。

(三)个人之间的协调：市场均衡

市场均衡假设是新古典经济学个人行为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它解决了两个根本问题：社会协调问题和行为确定问题。

按照前述的两个假设，每个人都从私利和效用的最大化出发选择行动，那么整个社会会不会因此而陷于利益冲突和全面瘫痪状态？这是“理性人”假设不得不回答的问题。对此，亚当·斯密用“看不见的手”的隐喻表达了个人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的天然和谐统一的观点，而新古典经济学家用更为精巧的均衡理论论证了分散经济主体之间的协调一致性。另外，根据最大化原则进行推论得到的仅仅是经济主体行为的规则，但要确定具体的行为本身，还需要以实现经济主体之间的协调一致为条件，新古典经济学以市场均衡假设满足了这一要求。

均衡价格是一个美妙的变量，它是所有个人追求最优化的结果，但又独立于每一个人；它使所有有关的个人都选择了对他来说最佳可能的行为，且各经济主体的行为之间具有一致性。④在模型中，均衡价格、均衡数量的确定只需由需求函数和供给函数联立方程组得到，但现实经济是否均衡、是否存在均衡价格，却不是由数学能证明出的，对此，“市场均衡”的判断与其说是现实经济的揭示，不如说更多的是一种假设、一种方法论工具，“均衡是市场经济学家描述现象并预言事物未来发展方向与结果的原则性工具”。⑤

二、“理性人”假设产生的方法论根源

“理性人”假设的内容并非来自经济学家随心所欲的编造，它是服从于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独特方法论需要的。

认识论上的经验主义和方法论上的演绎主义是自古典时期以来经济学的主流传统。经验主义者认为感觉经验是知识的唯一来源，归纳和演绎是进行推理的方法，它们可以将直接知识扩展到间接知识。19世纪是科学哲学中归纳观点盛行的时代，但即使如此，在经济学中演绎方法却居支配地位。

进入20世纪之后，科学哲学上的归纳主义全面衰落下去，逐渐兴起的是由美国实用主义所倡导的“假说—演绎”推理模式。“假说—演绎”模式的兴起与“归纳问题”有关。“归纳问题”是指由大卫·休谟注意到的归纳的合理性问题：经验证据由单称命题构成，要得出的结论是全称命题，无法通过归纳方法对全称命题提供一个归纳性的证明。“假说—演绎”模式用演绎方法取代归纳方法来解决“归纳问题”。这种推理模式认为，待解释的事件由初始条件和至少一条普遍定律演绎推导出来，这些初始条件包含了对被解释事件的说明，也就是通过把所要解释的事件归入普遍定律来得到解释。在演绎中所用到的普遍定律并不是通过对事件的观察进行归纳得到的，它仅仅是一种假设，甚至是猜想。由初始条件和假设演绎推理得到预言陈述，这个预言如果经过经验观察证明是真的，那么，假设就得到了确证，是可以接受的。可见，假说演绎法是力图回避归纳问题的，因为“根据这种观点，科学理论是(演绎地)‘基于’经验观察之上的，但并非原原本本(归纳地)‘建立在’那些观察之上”。⑥

20世纪中叶，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假说演绎方法得到了彻底的贯彻实施，并且以更为丰富的变种的形式存在，约定主义、工具主义、描述主义是典型代表。

在约定主义者看来，理论或模型不被认为是绝对正确的，而只是相对于现在可接受的约定的标准来说是正确的，换句话说，“理论只有好坏，没有真假”，理论工作者的目标就是根据普遍接受的好理论的标准选出“最好的”理论。选择理论的标准有“简单性”“一般性”“数学上的精确性”“可证实性”“可证伪性”等等。约定主义方法论的实质是通过对经济理论根据一定的标准进行选择的做法，来回避归纳问题。约定主义是用理论好坏的判断代替了理论真假的证明。

弗里德曼的工具主义方法论是科学哲学中“假说—演绎”模式在经济学中最直接的体现。弗里德曼的观点是：经济理论的唯一功能是进行经验预测；预测最准确的理论是最好的理论；理论假设的真实性无关紧要；好的假设的检验标准是其有助于理论的预测；一般地，理论越是有意义，其假设就越不现实；不应因假设的不现实而贬低有预测能力的理论。“那些真正需要的、有意义的假说，它们的‘假设’是对现实粗略的、不精确的、描述性的表述。一般来说，一种理论越有意义，它的假设就越不现实。”⑦经济学中的工具主义方法论已把理论假设的功能性推向了极端，使得经济学假设避开了任何形式的批判和检验。

萨缪尔森提倡一种“描述主义”的方法论，也即，科学理论仅仅描述经验事件，而不能超越可观察的经验事件本身去探究所谓的内在的深层的原因。科学理论的解释无非就是对时间先后继起的经验现象之间连结关系的合适的描述。对经济学而言，所有个人行为假设的连结即构成一个所谓经济“理论”的东西。“一个解释，就像在科学中正当地运用的，是描述的更好形式，而不是某些最终超越了描述的东西。”⑧萨缪尔森的描述主义是为数学模型建立者服务的，事件之间的没有因果机制的连结最有利于用数学函数关系来表述。正如马克·布劳格认为的，描述主义“是一个没出息的人对工具主义的翻版”，二者都是用理论的描述代替理论的解释，用理论对现实的描述功能来阻止对假设前提的任何质疑。⑨

在对新古典经济学家的演绎主义方法论主张进行梳理之后，可以对新古典经济学演绎方法的特征做如下概括：(1)演绎法是归纳法的替代；演绎是从假设前提出发，逻辑一致地推导出一定的结论；为了避免无限回归，作为逻辑起点的假设前提要避免做进一步的证明。(2)假设前提无所谓对错，只是产生预测的方便的工具，可以通过理论的预测力对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进行验证。(3)经济理论通对变量之间的关系做简单化的处理、通过数学的运用，实现其形式上的精确性、简单性；假设前提要符合经济理论对精确性、简单性追求的这一要求。(4)经济理论是对经济现象表层的拟合，而不是深层的揭示；事件之间的先后连结关系就是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事件之间的先后连结推动着演绎过程的展开，“没有事件的连续性，演绎的理论化模式将无从起飞”。⑩(5)均衡是理论的闭合条件，演绎结果要进行均衡处理。

新古典经济学的演绎主义方法对人的行为假设提出了特殊要求，由此出现了“理性人”假设所呈现的重要特征。可以说，“理性人”假设获得了演绎主义的内涵。

第一，演绎法都有一个逻辑起点，这个起点类似于“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中的“一”，“一”是世界万物的因，但它不能再有因，否则因果追溯下去将无穷尽。支配人的行为的动机作为理论推理的逻辑起点也必须能起到这样的功能，它是各种由人的行为构成的经济事件的根本原因，但它也必须能阻止对自身的探因。这就要求人的动机是与生俱来的固定不变的“本性”，能够对情境、制度、关系等社会环境具有十足的免疫力，它是超级稳定的。

第二，演绎法具有逻辑一致的特点，初始条件明确给定的状况下，得出的结论是唯一的。给定行为人的初始条件和动机，他的行动必然是和逻辑推理的结论是一致的，这样的行为被称为是理性的行为。这样就必须对人的行为进行一系列限定，避免不可预测的或反常的结果的出现。行为人的偏好集是严格凸的，而不仅是凸的；行为人追求的是“最大化”而不能是“满意”，因为前者的解是唯一的，而后者的解有多个。为了具有可预测性，还要求外在的扰动是不允许的，信息是不成问题的，错误是不能发生的。

第三，演绎法所追求的目标是演绎结论对现象的良好拟合，由于演绎过程是逻辑一致的，所以要实现推论对现象的拟合就只有调整理论假设。也就是说假设的现实性并不重要，为了实现理论结论与现象的一致，可以对假设进行任意的“裁剪”。例如，根据一般的效用函数特征的设定可以逻辑一致地推论出向右下方倾斜的需求曲线，但是当观察到吉芬商品现象时，就必须也只能通过改变效用函数的设定来进行重新解释，在其中强调了需求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的区别。但是当进行理论分析时一般又会忽略这种反常情况，而又回归原来效用函数的假设状态，收入效应会被弃而不谈。

第四，演绎过程是经验事件的连续连结，经济过程被看做人的行为的连续连结：“无论何时有事件X，则有事件Y”。例如，函数关系Q=f(P)，Q/P＜0，它表明：每当有价格P的上升(或下降)则有需求量Q的下降(或上升)。这种以事件连结为特征的演绎方法要求人的行为是易于理解的。这要求人是原子式的：人与人之间没有质的区别，例如不存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类的区别；不存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深层因果机制，例如群体的行为完全等同于个体的行为，劳动供求与劳动价格之间的关系是完全市场个人行为，与工会等无关；变量之间只有量的关系，没有质的差别，例如生产函数Q=f(L，K)中，劳动L和资本K之间是可以无摩擦地进行替代的，劳动者被当做机器来处理。

第五，均衡假设在演绎方法论中承担了重要职能：作为模型的闭合条件，它使推论的结论是确定的，而不是什么都可能发生，例如供求的均衡得到了唯一的、确定的市场价格和行为者选择的数量。

三、演化经济学对“理性人”假设的批判

演化经济学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的内容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并对之进行了全面的批判。

第一，新古典经济学把人性视为“永恒给定的东西”，它是外生变量，是无因之因，仅仅服务于逻辑推理需要的工具。演化经济学认为，外生给定的人性假设是不能接受的。所有事物都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都具有前因后果，对事物的科学解释就是要阐述它的累积的因果关系序列，人性假定也不能逃避因果解释。无论人的动机是利己还是利他，都必须对它的起源和发展过程进行说明。没有因果过程的、外生给定的人性假设仅是主观臆造的东西。关于人的行为的假定不仅仅是基于理论上逻辑论证的需要，它必须是对人类行为的“真实描述”。为了成功解释人类行为，我们应该借鉴认知心理学、神经生理学的经验性结论。与之相反的是，新古典经济学对其他相关学科的发展一直以武断、傲慢的态度进行排斥。

第二，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理性人”没有主观能动性，他们就像机器人或自动机，按照输入的程序机械地、确定地运动。凡勃伦对此有过经典的描述：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人像一个孤立的同质的欲望小球，外界的刺激使他摆动，刺激消失又恢复原状。他评论道：“他们把人性视为一种被动的、实质上是无生命的、永恒的给定的东西……这种快乐主义的个人，不是精神上的一种原动力。不是生命过程的中心。”(11)霍奇逊指出，新古典经济学虽口头上强调“选择”的重要性，但由于缺乏对人类自我反省、智能、意图这些观点的深入分析，所以陷入了机械论中，其理论中的人类行为像是由自动控制来完成的，没有给“真实”的选择留下任何余地。(12)如果仅仅把行为主体看作“欲望的小球”或是“自动机”，正如新古典经济学那样，那么，这种主体更接近于低级生物，例如蚂蚁或蜜蜂，而不是人类。

第三，新古典经济学把人看作是全知全能的最大化者。对演化经济学而言，人的“超级理性”假定是不成立的。“如果我们必须理性思考所有事物，我们的理性系统将会因为数据的过于庞大而陷入瘫痪。”(13)演化经济学认为，人的超级理性假定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新古典经济学假设行为人一定具有解决手头任务所需的恰当运算法则和知识，但从不解释它们是如何、在何时做到的，因为超级理性的假定已使这种关于人的行为能力如何获得的探讨成为多余的了。

第四，新古典经济学认为，解释社会整体现象，要从作为其基本构成单位的个人开始，进一步把个人还原到没有任何社会背景的所谓自然状态。演化经济学认为，抽掉制度因素的做法并不可行，社会整体现象是由所有个体互动产生的，这种互动必然涉及人们的语言制度、行为规则和风俗习惯；人永远是社会存在，这必然导致制度与人是同生共存、不能分离的。事实上，新古典经济学也无法真正地剔除社会制度因素，把人还原到原始自然状态，他们都是把一些制度因素作为假设前提偷偷地塞进理论中，例如，私有产权制度、市场交易制度、自由契约制度等都是他们暗含的假设。

第五，新古典经济学假设，经济系统是静止的均衡状态，个体间的行为是一致的，实现了完全协调。演化经济学批评均衡理论把经济系统看作一个保守的封闭系统。考虑到经济系统中人的主观能动性、人的行为差异性，考虑到行为主体与结果的相互影响，经济系统的动态不稳定性就应该得到承认。新古典均衡假设，抽掉了时间因素，把静止看作常态，把市场竞争看作是瞬时资源分配。这种做法并未阐明竞争性斗争本身，因为它忽视了真实经济过程的研究，不确定性、暂时的收益和损失、技术进步的摸索性质、企业的特点和战略多样性统统消失。演化经济学认为，市场主体是千差万别而不是同一，是生存而不是最大化，是斗争与冲突而不是一致性交易，这些行为特征都与新古典经济学有关个体的完全协调的均衡假设相违背。

四、演化经济学对“理性人”假设缺陷产生的本体论根

演化经济学对“理性人”假设的批判是基于对新古典经济学本体论的批判。本体论是关于世界存在的根本状态的观念，又称“世界观”。它是比认识论、方法论更深层次、更根本性的范畴，正是人们在关于世界存在状态的看法上的差异，导致了人们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不同。本体论观念支配着人们的理论思考，但它往往是潜藏在人们的意识中发挥作用，当事人并非都对自己的本体论观念有自觉的认识。“演化方法讨论的是基础性的问题：它不仅要求对新的理论空间进行深入探讨，而且要求重新思考其本体论范式预设。”(14)经济学习惯从自然科学处获取灵感，把自然科学作为自己的范例和模板，但当它借用自然科学的范式时，无形中也习得了自然科学的本体论观念，并由之塑造出了自己的核心假设。在演化经济学看来，对新古典经济学核心假设的深入批判，需要追溯它的起源，因为在起源中隐藏着本体论。

新古典经济学持有机械本体论观念，它把世界看作一个服从机械规律性、可用数学计算的运转的机器。这种世界观来源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早期开创者对牛顿物理学的顶礼膜拜和倾情专注的模仿。对杰文斯而言，经济学理论与力学类似：交换法则类似于杠杆的平衡法则，财富与价值的性质，正如力学的理论，以无限小量能力的均等为根据。所以他自称要创立的经济学是“自利心与效用的力学”。马歇尔看到了人类社会非机械性的特征，但他还是认为力学类比是必要的，他说：“生物学概念比力学的概念更复杂，所以，研究基础的书对力学上的类似性必须给予较大的重视，并常使用‘平衡’这个名词，它含有静态的相似之意。”(15)

被新古典经济学的早期开创者崇拜和模仿的牛顿物理学具有怎样的特征呢？它又给我们描述了怎样的一幅世界图景呢？牛顿根据一些选择出来的现象，例如月球、地球的运行轨迹及其质量特征，用数学推算的方法推出自然界的力及力的基本定律，然后再把这一结果推广到所有行星的运动上去，于是整个太阳系的错综复杂的运动，就可以从这一基本定律中推演出来。进一步一切自然现象都可以从这一最简单的重力原理中去寻找原因，而重力产生的原因不必知道，这是一个次要而无关的问题。牛顿展现的是这样的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上的事物是由受重力支配的有质量的物质组成的，重力法则对所有事物都适用，无一例外；在重力法则支配下的事物的运动是确定的，给定初始条件可以追溯它的过去，也可以准确预测未来；事物被简化为质点，可以任意地分割或加总，其内在力量不会改变，都会受到重力法则的支配。这是一个原子、静态、确定的世界，由此多普菲把机械本体论概括为三个公理：(1)同质的世界。事物之间没有差别，受到不变规律的决定。(2)无结构的世界。实体之间的关系是独立的，实体特征是独立于其他实体的，不会因整体结构改变自己的内生力量。(3)无内生变化的世界。在系统中，只有连续的运动或静止，系统内不会内在地、自发地发生变化。(16)

依照机械本体论，新古典经济学“理性人”假设的内涵才能够得到理解。新古典经济学家们企图把经济学建立在对微观个体的认知和行为特征的分析基础之上，他们选择了牛顿力学范式：确立支配个人行为的普遍适用的“力”及其规律，由这一规律去解释所有由人的行为所产生的复杂经济现象。(1)在这里，借助于数学的演绎法作为唯一重要的方法，是易于理解的。因为在一个确定的、封闭的系统中，初始条件与结果之间是确定的对应关系，通过对完备的初始条件和基本规律的运用必能推导出与客观事实一致的结果；另外，人的效用追求就像重力一样牵引着人的运动方向，只有进行计算才能确定这些力作用的结果。(2)由个体推论整体，由个人说明社会的还原论也是易于理解的。因为社会整体无非是个人的简单加总，不存在整体结构，整体不会具有个人所不具有的属性，个体属性不会因社会因素的侵入而改变。(3)个体特征被看作是外生变量不予研究也是易于理解的。因为支配人行为的力及其规律是永恒的、普适的，能否发现它存在的原因并不会对预测结果有任何影响。(4)经济均衡思想也是易于理解的。因为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中，没有外在能量的输入，没有内在力量的累积，相互作用的力必将形成稳态均衡，直至有外力的干扰。

可见，演绎方法论的哲学基础是机械本体论，只有持有机械本体论观念，演绎方法论的主张才能够得到理解和支持。而“理性人”假设完全是服从演绎方法的需要构建起来的，它构成了演绎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得到了演绎方法论的辩护。所以“理性人”假设得以成立的最深层的根源是机械本体论。

五、演化经济学的本体论主张

机械本体论是有问题的。现代物理学的发展，揭示出世界的存在不同于牛顿物理学所描述的状态：世界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而牛顿的封闭、静止的世界只是现实世界的特例；世界是一个非线性系统，重要参数的微小变化能够引起戏剧性的结果，所以在开放的条件下，自然界没了必然性；现实世界作为一个不断有能量注入的系统，当外部控制参数达到临界值时，就会产生新的巨观模式，所以宏观结构是存在而且会变化的。

演化经济学认为牛顿物理学隐喻应为新古典经济学的错误的本体论预设负责。“力学隐喻排斥了知识、质变和时间的不可逆性，使经济学陷入均衡系统的困境，其中不存在任何系统错误，也没有任何累积性的发展。”(17)演化经济学家反对牛顿物理学的机械论思维，他们转而求助于生物学尤其达尔文进化论。达尔文的主要见解是，物种进化是环境对更适合生存和繁殖的变异不断地进行自然选择的结果。达尔文的思想撼动了传统的机械本体论立场：首先，达尔文的进化论以生物的多样性为前提；其次，达尔文认为，物种进化过程是适应和选择的过程，个体与环境是互动的有机整体；再次，达尔文进化论展现的是持续的无止境的变化，因为变异是持续不断的；最后，达尔文通过累积的因果解释说明了物种的起源，他的信念是“万事皆有因”。达尔文进化论蕴含着与牛顿物理学截然对立的本体论观念：世界是一个充满奇特事物、新奇不断涌现的、多样性的世界，是一个普遍联系的有结构的系统，这个世界在时间的长河中持续地、无止境地演化。

演化经济学不仅通过生物学隐喻的运用间接地接受了达尔文主义的世界观，而且通过自觉的思考和探索来界定和明确自己的本体论立场。它提出了一系列支撑演化理论体系的本体论命题，其中多层级本体论和心智与世界二重本体论具有重要地位。多层级本体论认为，实在具有不同的层级，例如，自然的、生命的、人类个体的和社会的层级。一切事物都分属于不同的层级，整个世界被看作一个层级结构。每一层级都有一定的自主性和稳定性，同时又对其他层级具有依赖关系。各层级之间以“涌现”特征产生关联，高层级事物是其组成元素的低层级事物的“涌现”。涌现现象是系统整体的性质，涌现物具有其组成成分所不具有的性质。较低层事物的原则是较高层次原则或假设的基础，另一方面，较高层级的系统对较低层级的系统具有约束和塑造的作用，二者分别被称作向上、向下的因果机制。

心智与世界二重本体论是对多层级本体论的延伸。这种本体论认为，心智是世界的一部分，但却是自主的一部分。“心智是世界的一种要素，但同时它也是关于世界的一种镜像，这种镜像指导着包括科学观察者在内的人类行为。”(18)研究人类行为的任何方法都必须承认心智的客观实在性，“心智重要，这种思想是演化经济学最基本的本体论假定”。(19)由于心智的主观性和创造性，导致了世界处于不断的变动和不确定性之中，所以世界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承认心智独立性的二重本体论为展开对人类认知过程的分析铺平了道路，脑科学、心理学的研究应被纳入到人类行为理论的研究；承认心智和世界的二重存在性，才能探究主观心智与客观世界之间的联系及其持续的交互作用；强调心智重要的本体论排除了建立形式化演绎体系的可能性，因为人类学习是开放过程，由此导致世界状态的集合是变化的，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不能被包容进一个封闭的、决定论的演绎系统。

演化经济学的本体论是一种有机、系统、动态、开放的世界观，它不同于原子、静止、封闭的机械本体论。本体论的变化不仅直接影响对人研究的结论，而且它会带来方法论的变革，由方法论的变革影响到对人的研究。这种世界观将直接否定数学化演绎方法的应用，它更倾向一种多元的方法论，比较方法、抽象方法、经验观察方法都将得到重视。在方法论上没有了对演绎方法的依赖，在人类行为的研究中，为了方便进行演绎而对人的特征过度抽象的现象将会避免，而更为全面、经验性的研究成果将被综合进来。下面将看到在新的世界观的指导下演化经济学关于人类行为的新见解。

六、演化经济学对人类行为的理解

(一)人是创造和利用规则的动物

演化经济学认为，知识主导着行为者的认知和行为。知识是行为者对世界的状态、自己的目标和偏好、解决问题的方法等方面的理解。知识是通过行为者与环境互动、不断的试错而习得，通过规则的形成而得到保存。人类的认知和行为依赖的是已有的规则，而不是理性的思考。规则又被称作“习惯”或“惯例”，它类似于生物体的基因：基因储存着自然环境的信息，决定着生物体的体征，规则储存着知识，决定着行为主体的认知和行为；基因通过生物繁殖而被遗传，规则则通过模仿、教育而被传承。规则可被区分为认知规则和社会规则。认知规则是指人的认识论规则，社会规则指群体互动中的人的行为规范。

依规则进行认知，就是把面对的问题看作是已经发生过的老问题，按照已有的方式来进行思考和解决。这些经验规则储存了以往成功认知活动的知识，只有当这种经验规则无法适应新情况，与现实产生明显冲突时，耗时费力的审慎思考才登场；通过审慎思考，摸索出新的认知，然后，这些新的认知就会变成规则、惯例，在以后遇到类似问题时，行为人又可按惯例“因循守旧”的进行思考。个人在社会群体中的行为是遵守社会规则的。社会群体又有不同层次，例如，个人组成的企业、企业组成的产业、产业组成的整个市场，每一层次的群体都有自己的行为规则，这些规则同样储存了该群体的集体知识。纳尔逊和温特把类“基因”概念——惯例——引入到对企业的研究。他们认为，企业的生产、管理、销售、投资、研发等各方面都有一定的惯例，企业的运转依这些惯例而进行。“一个组织的活动惯例化构成储存该组织专门操作知识的最重要形式”，企业依靠运用来“记住”知识，正如个人依靠运用来记住技巧。(20)社会活动的惯例化表现为个人行为的惯例化，社会知识必定存在于个人的记忆里，但其内容主要取决于个体发生相互作用的结构环境的存在，因为组织化知识是默示的知识，只有通过群体成员相互作用的实践活动才能使这种知识呈现出来。

(二)人的行为是相互适应的

演化经济学认为，人不是抽象的孤立的存在物，他是处在主客观世界、个体与社会的交互作用之中，个体的行为特征是由个体间的交互作用而相互决定的。个体的行为创新会改变环境(群体状况)，而环境的变化会对个体的行为产生反馈，于是在个体与整体环境之间产生了循环—累积关系。二者的关系之所以是循环的，因为它们之间是互为因果的；之所以是累积的，因为每一种新的情况是此前情况的变化，同时又引起了后面的变化。这种行为者—环境互动关系最关键的特征可描述为：个体的行为决策不仅是它自身特征的函数，而且是群体中其他个体行为决策的函数。例如现实中某些人之所以采取一种行为，仅仅是因为别人都在这样做，这表现为“追随效应”和“从众心理”；与之相反的情况是，因为别人都在采取这样的行为，所以决定了我不这样做，这是一种追求“标新立异”“不落俗套”的反应。循环—累积关系还会产生“路径依赖”和“锁定效应”。当一个群体中存在多种创新行为时，可能会因某种事件使得某种创新行为在群体中的采用获得了更大比重，此时该种创新就会相对其他创新获得了“规模经济”，最终排挤掉其他选项而获得了支配地位，虽然被选择保留的此项创新未必是最优的。个体间互动与循环累积的另一个结果是“适应逆转”现象。通过行为创新，起初适应环境的个体并不能保证永远适应，因为随着采取适应行为的个体行为的累积作用，环境发生了变化，同样的行为在新形势下也许变成不利的了。循环—累积的分析方法，既没有把个体视为给定，也没有把环境视为外生，而是通过二者的互动关系使它们同时得到了内生解释。

(三)人性是社会嵌入的

个人对自身之外的社会环境的适应，不仅表现为个体行为以社会环境作为约束条件而调整，而且表现为个人内在的偏好、目标、意愿等所谓人性的改变，“标准和规则也并不仅仅是理性行为者决策和行动的‘环境’，它们同时在偏好中被内在化，并通过行为被复制”。(21)“经济制度将交往的特征普系施加到组成这个社会的人们身上，影响他们的交往、交往的方式和相互间的关系、所完成的任务，以及所期望的回报……影响着其人格、习惯、品味、身份和信念。”(22)演化经济学认为，社会制度会通过心理机制影响个人的偏好。任何形式的理性都依赖于认知框架，通过认知框架信息被精炼、被解读，成为对决策者的操作有意义的内容。认知框架是关于问题是什么、需要达到的目标、可能的行为集合等的信念，这些信念来自行为人的集体经历和所处的文化环境。也就是说社会因素会影响认知框架，从而改变人的偏好。例如在货币制度和金钱文化中，对金钱本身的追求成为行为人的主要偏好和动机，但在一个实物经济制度中，人的认知框架是与货币无关的，在解读信息时，不会与货币联系起来，所以不会产生金钱偏好。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偏好是易变的。在人们追求目标的`过程中，随着实现的可能性的变化，人们的认知框架会改变，由此会不断调整自己的目标，最终，满足程度往往是与环境的变化相适应的“退而求其次”。

(四)个人之间是存在个性化差异的

人是千差万别的，每个人都拥有从他的个人思想和行动中表现出来的唯一性。人的差异性根源于人类心智的开放性。人的心智是一个复杂的具有创造性的系统，而又极易受到各种外在因素的干扰，所以人的认知状态是千差万别的。认识上的多样性产生了行为的多样性。由于人的认知框架是受到社会制度和文化的塑造的，人的认知和行为是社会嵌入的，所以处在不同社会制度和文化中的人会有不同的特征。但即使生活在相同社会制度和文化背景的人也是千差万别的，这种差异性要归因于导致人类心智开放性的更为重要的因素：人的主观能动性，也即人类心智具有想象力和创造性。虽然人总是习惯借助经验规则来思考和行为，但当人们面对新环境时，或对现状不满意时，学习就开始了，在此过程中，人的主观能动性派上了用场。新状况的界定、对自己状况(偏好、目标)的认知离不开人的想象和联想；设定了问题之后的解决对策的采用不是已有备选项的选择，而是备选项的创造，这需要人的创造力；对创造的备选项的评估不是对当前感受的评价，而是对备选项将来能带来满足的预期，这依赖于人的想象力。想象力和创造性是人的主观因素，它们会因人而异、因时而异，这不仅形成了个人特性，而且还形成了人的行为不确定性：新奇会非规律性地出现。依曼特扎维诺斯(C.Mantzavinos)的说法，人的经济行为的研究只能在行为的可预测性和随机性之间寻求一种平衡。(23)

(五)个体行为的协调表现为动态演化过程

以演化经济学的观点，宏观上的结果是对微观多样性进行市场协调的产物，这种协调的内在机制是“多样性—遗传—选择”原理，协调的结果是经济系统作为内生的、永无止境的结构变迁过程，结构变迁的过程表现为个体之间“脱协调—协调—脱协调”的循环往复。

经济系统中的成员，作为消费者或生产者的个体，是异质的、千差万别的；存在遗传机制确保个体的特征和行为模式随着时间的推移能够保持连续性；经济系统的个体成员面临经济环境的选择压力，他们对环境的适应性是有差别的，适应性强的个体重要性上升，适应弱的个体重要性下降，甚至消失。通过选择过程，个体的多样性减少，经济系统形成新的结构。然而，由于个人创造性的心智导致系统中的新奇、创新会不断出现，新奇和创新的出现和扩散又恢复了经济系统中成员的多样性。由此，选择机制再次发挥作用，导致经济结构发生变迁。经济系统的结构变迁过程是内生的，这个内生因素就是创新行为。梅特卡夫(J.Metcalfe)为此特别提出，经济演化应是三阶段过程：多样性、选择以及从选择过程所产生的反馈。(24)在他们看来，选择结果对创新的方向具有引导作用：选择的结果产生了新的市场价格，市场价格引导了创新方向；选择的结果导致企业获得了不同的利润，而利润对于创新来说是可利用的资源；选择的结果导致了个体知识的积累，知识的变化是创新赖以产生的基础。所以，演化过程的反馈特征导致的结果是“行业在每个时期的状况带有它在下一个时期的状况的种子”。(25)

个体之间的协调状况是与创新和多样性的变化连在一起的，个体之间的协调是一个动态过程。随着多样性的减少，个体之间的行为相互适应，产生了相对稳定的结构和秩序，但随着创新的出现，多样性增长，已有的互补过程就会产生混乱，系统就有了脱协调，经济运行出现了摩擦和波动。经济过程表现为个体通过不断的学习寻求适应的过程。

七、关于演化经济学人类行为理论的几点评价

第一，演化经济学对人类行为理论的“破”与“立”均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使得理论分析更具穿透力和说服力。新古典经济学为“理性人”这一核心假设在方法论上构筑了厚厚的保护带，工具主义等方法论上的主张已有效回击了来自各方面的对“理性人”假设的批判。而演化经济学通过批判更具根本性的机械本体论，摧毁了演绎方法论的根基，一旦演绎方法论被抛弃，则演绎方法论所辩护的“理性人”假设中的那些教条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同样，演化经济学把自己的行为理论基建于本体论基础之上，公开承认自己的理论基础是有机、系统、动态、开放的世界观，以此世界观为基础来理解人类社会与人的行为。本体论层面的公开对比，使得演化经济学的人类行为理论的科学性更具说服力。

第二，演化经济学借助多学科的融合打开了人性黑箱。新古典经济学服从理论体系构建的演绎方法的需要，把人性限定为一种抽象的假设，他们禁止关于人性的进一步探讨。而演化经济学却追求把经济学建立在真实人的基础之上，坚持运用累积因果原理，追寻人之所以为人的原因。他们通过对演绎方法的否定排除了对人性展开深入研究的障碍；通过把心理学与经济学相结合，实现了把知识、人类心智、认知框架等心理学概念引入到经济分析当中；通过多层级本体论，建立了心智与生物体、社会结构的联系；通过心理机制实现了主观能动性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关联。演化经济学打开了通往人性研究新领域的通道。

第三，演化经济学重视对人的心智的分析，使经济理论更贴近经济生活的现实。演化经济学认为心智重要，由心智出发推论出一系列结论。它强调了心智的主观能动性对经济的作用：由于主观性的影响，不确定性、随机性会扰动经济系统，使之处于不稳定、不可预测的状态，所以经济系统是开放的；人的主观能动性使得创新会不断涌现，市场行为表现为以创新为手段的竞争过程，而不再是价格调节的瞬时资源配置方式。演化经济学强调了心智的不完备性，由心智的不完备引申出制度的产生及其功能，制度规则的运用被认为是人类演化出的行为能力。关注心智使得经济研究更加接近丰富多彩的经济生活现实：真实的竞争过程、整体的非均衡状态、个体的多样性的生存形式，而不再迷恋于被经济学高度抽象的没有任何摩擦与冲突的均衡和谐状态。

第四，抛弃阶级分析方法的人类行为理论，将导致演化经济学的研究无法深入。演化经济学把社会的多样性归结到个体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强调个人创造力和想象力上的差异，虽然这种做法能够容纳进创新与新奇，但它带来的后果是规律性无处可寻，随机性将使得经济学的研究失去意义。演化经济学承认引起行为多样性的原因包括社会结构，可事实却是，社会结构是以阶级、阶层、集团为内容的，它并不会带来个体上的差异，它只能带来阶级、阶层等整体范畴上的人的差异。演化经济学没有强调阶级关系和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不仅少了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的视角，而且也少了凡勃伦激进制度主义者的传统。这里的问题是，个体的异质性重要还是阶级、集团的异质性重要，社会的进化是阶级结构的变迁还是种群的变迁。不坚持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法、制度主义的利益冲突分析法，社会结构就无法进入研究的范围，如此，演化经济学的研究效果将大打折扣。

①贾根良：《“新经济思想史”刍议》，《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1期。

②③[英]杰弗里·M.霍奇逊：《演化与制度——论演化经济学和经济学的演化》，任荣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7、35页。

④[美]范里安：《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费方域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第236页。

⑤[美]罗斯·M.斯塔尔：《一般均衡理论》，鲁昌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页。

⑥[美]D.韦德·汉兹：《开放的经济学方法论》，段文辉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2-93页。

⑦[美]米尔顿·弗里德曼：《弗里德曼文萃》上册，胡雪峰译，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30页。

⑧P.Samuelson,"Professor Samuelson on Theory and Realism:Repl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55,1965,pp.1164-1166.

⑨[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黎明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26页。

⑩[英]安德鲁·布朗：《批判实在论与马克思主义》，陈静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86页。

(11)[美]托尔斯坦·凡勃伦：《科学在现代文明中的地位》，张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58页。

(12)(13)[英]杰弗里·M.霍奇逊：《制度经济学的演化》，杨虎涛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9、173页。

(14)(15)[瑞士]库尔特·多普菲：《经济学的演化基础》，锁凌燕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11页。

(16)[英]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朱志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18-19页。

(17)[英]杰弗里·M.霍奇逊：《演化与制度——论演化经济学和经济学的演化》，第72页。

(18)(19)[瑞士]库尔特·多普菲：《演化经济学纲领与范围》，贾根良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90、91页。

(20)[美]理查德·R.纳尔逊、悉尼·G.温特：《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胡世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12页。

(21)[英]杰弗里·M.霍奇逊：《制度经济学的演化》，第416页。

(22)[美]萨缪·鲍尔斯：《微观经济学：行为、制度和演化》，周业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82页。

(23)[美]C.曼特扎维诺斯：《个人、制度与市场》，梁海音译，长春：长春出版社，2009年，第6页。

(24)[英]梅特卡夫：《演化经济学与创造性毁灭》，冯健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19页。

(25)[美]理查德·R.纳尔逊、悉尼·G.温特：《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第25页。

作者介绍：刘文超，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河北农业大学经济贸易学院讲师，河北 保定 07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