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鸿再问梁庄
梁鸿再问梁庄
2008年，梁鸿和3岁的儿子坐在颠簸的火车上。梁鸿随手携带的书里有这样一句话：“对于所有热爱大自然的人，那些对她敞开心扉的人，大地都会付出她的力量，用她自身原始生活中的勃勃生机来支撑他们。” 火车抵达穰县县城时，梁鸿的亲戚10余人站在火车站等他们。落后、地面不干净（“被雨淋湿了的瓜果皮、纸屑和垃圾裸露在地面上”）的火车站，将它中国内陆县城气象的投影投向梁鸿刚下车的儿子的眼中，小家伙突然哭起来，不愿意下车，指着地面说：“脏，太脏了。” 梁鸿的故乡，位于河南穰县的梁庄变化很大。外观上，乡亲们都沿着路边盖新房子，但房子住的人少，很多人都出去打工了，而之前的老屋基本废弃或者便宜卖给了别人。梁鸿家的老房子空着，院中的老枣树几年前突然不结果了。梁鸿在老屋里看到了母亲曾经的嫁妆，她小时候曾在箱子里摸到个煮熟的鸡蛋，偷着吃完了走到院子中，家里人看到她脸上的蛋清，都憋着嘴笑。 出了老屋，再往前走，就是梁鸿的父亲也得往四处多看几眼，才能确定眼前的房子是谁家的。村子的坑塘（水塘）有的消失，有的变成肮脏的死水。小学校门口的标语被人改过，“梁庄猪场，教书育人。”学校因为种种原因停办，后改成养猪场，养猪场没开多久也被勒令关闭。而上世纪80年代，梁庄所在的穰县据说是全国的状元县，学风极盛。当时乡亲们听到小学校上课的钟声，都会振奋起精神。 流经梁庄的河流湍水，水量越来越少，河坡的密林消失了。因为挖沙，河底留下很多沙窝，很多人不知道这些河里的深坑，下去就被漩涡卷走了，死者包括很多孩子。 墓地离河流不远，每年梁鸿回到故乡都会给母亲上坟。梁鸿的母亲生病早逝，这对梁鸿造成了永远的伤痛。小时候，梁鸿的哥哥梁毅志和父亲吵架，深夜里梁鸿偷偷跟在哥哥后面，来到了母亲坟前。她哥哥在坟前翻滚、哭喊倾诉，“那委屈，那依赖，是只有在母亲面前才可能有的。” 梁鸿一家一共5个女孩、1个男孩，梁鸿排老五。梁鸿从小学习成绩名列前茅，15岁初中毕业后，她考入师范学校，毕业后来到一所小学任教。她把年幼的妹妹接到自己在学校的住所，照顾妹妹的学习和生活。而因为不了解小学的人情世故，梁鸿被调离到一个离家非常偏远的小学校。学校花坛葬着一个30多岁的寡妇，梁鸿曾坐在边上看书。 那两年她很孤独，但她阅读了大量文学作品。“现在往回看，我觉得那两年是我人生中非常宝贵的两年。那时候的心态比较难得，你吃饭有保障，你从你教书的职业可以获得认同感，虽然你觉得你的人生不会在这个地方停止，但是你的日常还是挺安宁的。你跟外部的连接是内心的连接，你并没有因为生活而感到焦虑。” 21岁，她从同事的同学那里了解到南阳教育学院报考流程，1994年她考入南阳教育学院，然后她一路考到2003年北京师范大学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博士学位。毕业后，她在中国政治学院中文系任教。梁鸿说，她从小就是个文学青年，有空就去看书。 在她家里，梁鸿的哥哥梁毅志也曾迷恋过文学。梁毅志曾大胆追求过爱情，但也因为爱情影响了学业，后来学手艺、打工，但又被收容所拉到砖厂干活，九死一生从那里逃了出去。那年他24岁，回家后准备和相亲时一见钟情的女子（后来的梁鸿的嫂子）结婚，随后他来到卫校学医，一直留在梁庄发展。毅志在新房的二楼弄了间大书房，书柜、桌椅都是定制的，梁鸿和哥哥聊完天后，她哥哥把之前写的日记给了梁鸿，为妹妹写作提供素材，“这也是一个农村文学青年的命运。可别笑话你哥的文笔。” 在毅志的日记里，有他对作家欧阳山、张贤亮、贾平凹作品的点评，也有他对于收容所的记录：“（吃饭）用的是坑坑洼洼的小铝盆，一拨人吃完以后，由几个专管收盆子的小盲流捡过去，涮也不涮，让下一拨人接着吃。拿到铝盆的人，用力一甩，将铝盆上面的剩菜甩掉，然后再去打菜。如此这般，直到三四百号人全吃完……” 毅志的经历，都是多数人所不了解的当代农村人生活状态写照的一部分。梁鸿2008年、2009年带着录音笔和相机重回故乡，重新了解故乡的生活现状。将资料整理之后，她完成了《中国在梁庄》，这本书呈现出了一系列真实的农村个体，以及他们背后所影射的各类问题。 文学评论家、《人民文学》主编李敬泽评价《中国在梁庄》时说道：“梁庄质疑、修正了关于农村的种种通行定见。不曾认识梁庄，我们或许就不曾认识农村，不曾认识农村，何以认识中国？” 书中的小章节标题非常醒目：“清道哥：我这支书干了一辈子，可自己的家都没管好”、“赵嫂：现在不管孙子，以后还想不想活”、“菊秀：世界上最坏的东西就是理想”、“光河：儿女的命换来一幢房子”……这些标题，彰示了农村的复杂的现实情况。 《中国在梁庄》的故事主要围绕常居、留守在梁庄的人，而《出梁庄记》则把焦点定在了那些努力挣钱养家的外出打工者身上，他们也是村庄的重要组成部分。2010年以后，梁鸿动身前往梁庄乡亲们打工的城市，实地采访了大约51位老乡，这些人中有26人外出务工超过20年。 《出梁庄记》的书名和《出埃及记》有一定的联系。“《出埃及记》中，摩西带着以色列人走出埃及，想要寻找那奶与蜜的流淌之地，他们最终找到了迦南美地，在那个地方有规则，有律法，重建了一套生活方式和人存在的方式。可是我们的梁庄人呢？我们中国大部分从村庄走出来的那些人呢？他们同样是怀揣着希望和梦想，奔波在中国的各个城市，来找寻自我的幸福的，他们找到了吗？” “我就越发觉得这个名字好，它有点反讽的意思在里头，也有点希望，它把一个盛世之下，尘土飞扬的大规模迁徙的场景概括得很好。” 梁鸿很多在外打工超过十年二十年的亲戚，即使收入条件已经够在当地买房，最后也会选择回到梁庄。他们在城市里并没有获得尊严。西安的官员曾给有关部门下命令，指出“电动三轮车、自行车、摩托车占用道路资源，限制了群众的交通出行。”梁鸿看到这里感慨道，“为什么不能让三轮车、自行车占用‘道路资源’，否则，就‘限制了群众的交通出行’？城市属于谁？谁才有资格占用这些道路资源？什么样的车辆、什么样的人才能够行驶、行走在这城市的大道上？这里的‘群众’又是谁？显然，它不包括如万国大哥和万立二哥（都是梁鸿的堂兄）这样的三轮车夫们。” 西安的城中村德仁寨，漆黑的卫生条件偏差的厕所让梁鸿几乎无法忍受；北京的河南村，表姐夫青哥六七平米的房子里，梁鸿觉得着急和不解，房子只有三块瓷砖的空地，她看不到任何精神的意味，“没有任何放松、悠闲、丰富和滋润”；在青岛的光亮叔家，梁鸿能闻到很重的潮气和霉味…… 青岛还是与梁鸿同岁的堂弟小柱丢命的地方。小柱和梁鸿是儿时要好的玩伴。小柱16岁时在北京的煤厂上班，因为摔伤了腰回梁庄治病。18岁时，他在河北一个污染很重的铁厂翻砂，又来到安阳的抛光厂。在抛光厂里，他一直流鼻血。19岁他在北京当保安，又去过乙炔厂、家具厂。20岁人口大普查，小柱被抓到北京昌平遣送站，被遣送到安阳，在安阳的`一家砖厂干活。从砖厂逃跑后，小柱再没有去过北京。22岁时，小柱来到青岛电镀厂。 2001年农历二月初五，小柱在上班路上突然倒地，一个月之后医生告诉家属，再治下去也无望了，他咳嗽一下，血能喷得老高。2001年农历三月十九，小柱在梁庄去世，那年他和梁鸿都是28岁，梁鸿正在北京读博士。 “我觉得小柱这件事悲剧不在于我们差距这么大，而在于在他的层次，在他的面上，他没有获得尊严和安宁。早先的工人去的工厂，污染都非常严重。现在的工人也很辛苦，没有时间谈恋爱、聊天。有没有人发展致富或考上大学成为上等阶层的人并不重要，无论人生在哪个层次，只要你过得安宁，哪怕你当流水线的工人，只要你有个小家庭，你能很快乐地生活，每天和家里人吃吃饭聊聊天，这都是很棒的事情，不见得偏像我一样要当教授。” “而我走了这么多个城市，就我所了解的情况来看，农民是涨了一点钱，这个钱也基本够他温饱了，但他付出的东西有多少？这是没有人衡量的。他付出了家的完整性，或者一个人在外边打工，或者夫妻俩外边打工，孩子上学只能留在老家。他们在郊区租一个特别破的小房间，为什么他不装饰下呢？因为他暂居么。为什么西安卖菜的老乡挣了上百万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