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马共天下的历史典故(推荐3篇)

王马共天下的历史典故 篇一

在中国的历史上，有着许多有趣而富有启示性的典故。其中之一就是“王马共天下”这个典故，它反映了古代中国封建社会中权力的传承和继承方式。这个典故来源于南北朝时期的故事，下面我将为大家详细讲解。

故事发生在南北朝时期，当时南方的梁朝刚刚建立，而北方的北魏朝廷却仍然强大。北魏皇帝文成帝想要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于是他决定将自己的女儿嫁给梁朝的皇帝，以此来建立两国之间的联姻关系。于是，北魏派出了一支盛大的队伍前往梁朝。

当北魏使者队伍到达梁朝时，梁朝的皇帝武帝亲自出城迎接。但是，让北魏使者感到意外的是，武帝骑在一匹名叫“王马”的普通战马上。北魏使者对此感到非常惊讶，因为在北魏的皇帝面前，一般的人都要下拜，并且皇帝会骑着一匹名贵的宝马，显示出自己的权威和地位。然而，武帝却骑着一匹普通的战马，这让北魏使者感到疑惑。

于是，北魏使者向身边的梁朝官员询问了这个问题。梁朝官员告诉他们，这匹普通的战马名叫“王马”，它在梁朝历经数次战争，从未被战败。梁朝的皇帝武帝对“王马”非常敬重，认为它是自己的幸运之马，所以每次出征都骑着它。武帝并不在乎外界对他的看法，他更关注的是这匹战马背后所代表的品质和价值。

北魏使者听完后，对武帝的胆识和不拘小节的态度感到敬佩。他们将这个故事带回北魏，北魏的皇帝文成帝也对武帝的做法赞叹不已。最终，北魏将武帝骑的那匹战马“王马”送给了梁朝，以此象征两国之间的友好和联姻。

这个典故告诉我们，一个人的权力和地位不仅仅是通过外在的华丽和贵重来展示的，更重要的是内在的品质和价值。武帝骑着一匹普通的战马，却能够赢得他人的敬佩和尊重，这是因为他通过这匹战马所象征的勇猛和坚韧，展示了自己作为皇帝的决心和勇气。这个故事给我们传达了一个重要的道理，即一个人的成功和地位取决于他的品质和能力，而不是外在的虚荣和炫耀。

王马共天下的历史典故 篇二

中国历史上的典故和故事常常给人以启发和思考。其中一个著名的典故便是“王马共天下”，这个典故反映了古代中国封建社会中的权力传承和继承方式。下面我将为大家讲述这个典故的另一种解读。

在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中，权力的继承往往是通过男性的血脉关系来进行的。只有皇帝的儿子才有资格继承皇位，而皇帝的女儿则通常被用来联姻以巩固国家间的关系。然而，“王马共天下”这个典故却提供了一种不同的思考方式。

故事发生在南北朝时期，当时南方的梁朝刚刚建立，而北方的北魏朝廷却仍然强大。北魏皇帝文成帝决定将自己的女儿嫁给梁朝的皇帝，以此来建立两国之间的联姻关系。北魏派出了一支盛大的队伍前往梁朝。

当北魏使者队伍到达梁朝时，他们发现梁朝的皇帝武帝骑着一匹普通的战马迎接他们。这让北魏使者感到非常意外，因为在北魏的皇帝面前，一般的人都要下拜，并且皇帝会骑着一匹名贵的宝马，显示出自己的权威和地位。然而，武帝却骑着一匹普通的战马，这让北魏使者感到疑惑。

北魏使者向身边的梁朝官员询问了这个问题。梁朝官员告诉他们，这匹普通的战马名叫“王马”，它在梁朝历经数次战争，从未被战败。梁朝的皇帝武帝对“王马”非常敬重，认为它是自己的幸运之马，所以每次出征都骑着它。武帝并不在乎外界对他的看法，他更关注的是这匹战马背后所代表的品质和价值。

这个典故告诉我们，权力传承并不仅仅是通过男性的血脉关系来进行的。梁朝的皇帝武帝骑着一匹普通的战马，却能够赢得他人的敬佩和尊重，这是因为他通过这匹战马所象征的勇猛和坚韧，展示了自己作为皇帝的决心和勇气。这个故事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即权力传承并不仅仅是通过血缘关系来决定的，更重要的是一个人的品质和能力。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只要具备了优秀的品质和能力，就有资格去承担权力和责任。

综上所述，“王马共天下”这个典故不仅仅是讲述了古代权力传承的方式，更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思考角度。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一个人的成功与地位取决于他的品质和能力，而不只是他的血统和身份。这个典故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重要的启示，即重视个人品质和能力的培养，才能真正实现王马共天下的理想境界。

王马共天下的历史典故 篇三

　　刘聪攻下长安后，南方还在晋朝官员手里。晋愍帝在被俘前留下诏书，要镇守在建康(原名建业，今江苏南京市)的琅琊(音lángyá)王司马睿(音ruì)继承皇位。

　　司马睿在西晋皇族中，地位和名望并不高。晋怀帝的时候，他被派到江南去镇守。他带去了一批北方的士族官员，其中最有名望的是王导。司马睿对王导言听计从，把他看作知心朋友。

　　司马睿刚到建康的时候，江南的一些大士族地主嫌他地位低，不怎么看得起他，也不来拜见他。为了这个，司马睿心里不踏实，要王导想个办法。

　　王导有个堂哥王敦，当时在扬州做刺史，很有点势力。王导把王敦请到建康，两个一商量，想出一个主意来。这年三月初三，按照当地的风俗是禊(音xì)节，百姓和官员都要到江边去“求福消灾”。这一天，王导让司马睿坐上华丽的轿子到江边去，前面有仪仗队鸣锣开道，王导、王敦和从北方来的大官、名士，一个个骑着高头大马跟在后面，排成一支十分威武的队伍。

　　这一天，在建康江边看热闹的人本来很多。大家看到这种从来没见到过的大排场，都轰动了。

　　江南有名的士族地主顾荣等听到这个消息，从门缝里偷偷张望。他们一看王导、王敦这些有声望的人对司马睿这样尊敬，大吃一惊，怕自己怠慢了司马睿，一个接一个地出来排在路旁，拜见司马睿。

　　这一来，提高了司马睿在江南士族地主中的威望。王导接着就劝司马睿说：“顾荣、贺循是这一带的名士。只要把这两人拉过来，就不怕别人不跟着我们走。”

　　司马睿派王导上门请顾荣、贺循出来做官，两个人都高兴地来拜见司马睿。司马睿殷勤地接见了他们，封他们做官。

　　打那以后，江南大族纷纷拥护司马睿，司马睿在建康就站稳了脚跟。

　　北方发生大乱以后，北方的士族地主纷纷逃到江南来避难。王导又劝说司马睿把他们中间有名望的人都吸收到王府来。司马睿听从王导的意见，前前后后吸收了一百零六个人，在王府里做官。

　　司马睿听从王导的安排，拉拢了江南的士族，又吸收了北方的人才，巩固了地位，心里十分感激王导。他对王导说：

　　“你真是我的萧何啊!”

　　公元317年，司马睿在建康即位，重建晋朝。这就是晋元帝。在这以后，晋朝的国都在建康。为了和司马炎建立的晋朝(西晋)相区别，历史上把这个朝代称为东晋。

　　晋元帝登基的那天，王导和文武官员都进宫来朝见。

　　晋元帝见到王导，从御座站了起来，把王导拉住，要他一起坐在御座上接受百官朝拜。

　　这个意外的举动，使王导大为吃惊。因为在封建时代，是绝对不允许有这样的事的。王导忙不迭推辞，他说：“这怎么行。如果太阳跟普通的生物在一起，生物还怎么能得到阳光的照耀呢?”

　　王导这一番吹捧，使晋元帝十分高兴。晋元帝也不再勉强。但是他总认为他能够得到这个皇位，全靠王导、王敦兄弟的力量，所以，对他们特别尊重。他封王导担任尚书，掌管朝内的大权;又让王敦总管军事。王家的子弟中，很多人都封了重要官职。

　　当时，民间流传着一句话，叫做“王与马，共天下”。意思就是王氏同皇族司马氏共同掌握了东晋的大权。

　　王敦掌握军权，自以为了不起，把晋元帝不放在眼里。晋元帝也看出了王敦的骄横，另外重用了大巨刘隗和刁协，对王氏兄弟渐渐疏远起来。这样，刚刚建立的东晋王朝内部就出现了裂痕。

　　拓展：

　　历史背景

　　1、江南形势

　　西晋灭吴后，江东被认为是多事的地方，所谓“吴人轻锐，易动难安”。西晋以东南六州将士更守江表，吴人多有不自信之心。在司马睿到来之前，江左侨姓门阀士族之实力仍旧非常强大。晋惠帝、晋怀帝时期，陈敏、钱璯等人相继叛乱，江东大姓周玘动员世家大族，出钱出力出人，配合西晋政府军队，接连平定了这些人的'谋乱，时称“三定江南”。虽然周玘等人的初衷完全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家族利益，但客观上也为东晋后来在江东的统治营造了一个比较安定的政治局面。

　　晋武帝晚年，曾有封“幼稚王子”于吴之议，时刘颂为淮南相，认为此议“未尽善”，主张以“壮王”、“长王”出镇。八王之乱前夕，吴王晏始受封，但是并未之国。六州将士更守江表之制当亦难于继续维持。江东既无强藩，又乏重兵，羁縻镇压，两皆落空。

　　2、八王之乱

　　参见：八王之乱、五胡乱华、永嘉之乱、衣冠南渡

　　八王之乱后期，江南士族名士深知洛阳政权已难维持，亟需一个像孙策兄弟那样的人物来号令江东，保障他们家族的利益。他们在江东没有找到合适的人，而在江北找到了陈敏。他们起先拥护陈敏，为敏所用。司马越在下邳收兵，也联络陈敏，想借助他以消灭自己在北方的对手。但是陈敏过江后既排斥江东士族，企图独霸江东；又自加九锡，声称自江入泻汉，奉迎銮殿，以与司马越争雄。所以南士与司马越都不能容忍陈敏。这时倡议反对陈敏的关键人物，恰是与南士有广泛交往，又居东海王越府为军咨祭酒的广陵华谭。华谭致书陈敏帐下的义兴周玘、吴郡顾荣等人，一方面指责陈敏“上负朝廷宠授之荣，下孤宰辅（案指司马越）过礼之惠”；另一方面又言顾荣、贺循等“吴会仁人，并受国宠”，而欲以“七第顽冗，六品下才”的寒士陈敏为江东的孙策、孙权，以图保据，非但无成，抑且自贻羞辱。华谭此信，显然是受命于司马越、王衍，目的是告诫南士，如果要保障江东士族利益，只有反戈一击，消灭陈敏，与司马越合作。顾荣、甘卓、纪瞻同华谭一样，都曾居司马越幕府，与越有旧，遂与周玘定策灭敏。

　　3、王氏家族

　　永嘉南渡后，王导始终居机枢之地，王敦则总征讨于上游，王氏家族近属居内外之任，布列显要者人数甚多。沙门竺道潜深交于元帝、明帝、瘐亮等人，出入宫省，自称以“朱门”为“蓬户”，在政治上颇有影响。而此人据说也是王敦之弟。王氏家族诸兄弟子侄之间也时有矛盾，甚至互相杀戮，如王敦杀王澄、王稜，王敦败死后王舒沉王含、王应于江，等等。虽然如此，以王导、王敦为代表所构成的王氏家族势力是非常牢固的，这使“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在江左维持了二十余年，直到庾氏家族兴起，抑制王氏并凌驾于王氏之上。而且，即令是在庾氏代兴，王氏家族权势发展越过了自己的顶峰以后，王氏家族的社会、政治势力以及文化影响仍旧不衰。《南史》卷二四史臣论曰：“昔晋初渡江，王导卜其家世，郭璞云：‘淮（案指秦淮）流竭，王氏灭。’观乎晋氏以来，诸王冠冕不替，盖亦人伦所得，岂唯世禄之所传乎！”王氏人伦斯得，冠冕不替，在江左与秦淮共长久，其基业即奠定于“王与马共天下”的年代。

　　明帝太宁二年（324年），王敦准备第二次东下，夺取建康。其时“清君侧”的口实已不存在，大军下都，自然有兴废之举。钱凤问王敦曰：“事克之日，天子云何？”敦曰：“尚未南郊，何为天子？便尽卿兵势，唯保护东海王及裴妃而已”。王敦答语突兀，历代论者及注家似乎都未尝措意及此，不见有何解释。我认为“王与马共天下”既滥觞于西都的司马越与王衍，王敦眼中但重司马越、裴妃而轻司马睿，重司马越在晋室的统绪而不重司马睿的地位，所以才作此语。除此以外，我认为此语还具有更为实际的意义，可能涉及兴废问题，值得留意。

　　如前所叙，司马睿将帝之时，王敦已有“更议所立”的企图；王敦初引叛军入建康时，元帝又有归位琅邪“以避贤路”之语。王敦拟更立者是谁，史无明文。细味语气，似乎还不是指王敦本人而是另有物色，不过此时还没有迹象表明他属意于谁。

　　我们知道，王氏兄弟拥司马睿过江，系由司马越所表遣，而裴氏出过主意。江左得有东晋局面，不能不感激东海王越与裴妃。晋元帝对他们“深德之”，王氏兄弟自然亦“深德之”。东海王越死，裴妃于大兴中渡江，这在江东是一件大事，不能不引起某种政治波澜。元帝以少子冲为东海王国世子，当即波澜之一。王敦下都，无视晋明帝的存在而独以裴妃及东海王冲为念，嘱钱凤尽力保护。王敦入都后，又表示欲废明帝。这些也是裴妃渡江以后的波澜。从种种波澜之中，我推测王敦有废明帝而代之以东海王冲的意图。王敦欲废明帝而代之以东海王冲，这实际上只能是把东晋政权完全转移到自己手中的一个过渡。王敦如果得立东海王冲，当然也可以废东海王冲而自立，不过这需要一个过程。

　　左思有诗：“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似乎世家大族都是“公门有公，卿门有卿”吃白饭的主儿。其实，在东晋之初，正是王、谢这样的大族在国家民族危亡关头挺身而出，风神秀彻之余，慨然渡江，身为士先，冒死而进，确实起到了勇于承担的带头作用。这些，对于他们门第的进一步提升，也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

　　历史评价

　　这正是南渡后“王与马共天下”的具体反映。“王与马共天下”并不像《晋书》卷九九《王敦传》所说那样，只是司马睿过江后王敦、王导一时“同心翼戴”的结果。可以说，过江以前已经具备了“共天下”的许多条件，过江以后始得有天下而相共。

　　能够实现南迁，还由于江南士族名士合力消灭了陈敏势力，为司马睿扫清了进入建邺的障碍。陈敏的兴败，南士的向背，其中都有王与马的活动。

　　由此可见，王与马的结合所开启的江东政局，奠定了东晋一朝政局的基础，影响是深远的。至于琅邪王氏能与司马氏“共天下”而终于不能篡天下，这应当从门阀士族之间彼此牵制和南北民族矛盾这两方面求得解释，而不能只从权臣个人忠奸求之。如果门阀士族的状况及其彼此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南北民族关系出现了重大变化，如果历史出现了这种情况，司马氏的天下也不是不能篡取的。不过这是晋宋之际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