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孝文帝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力求限制地方豪强势力，加强中央集权，使鲜卑贵族进一步封建化，并与汉族地主紧密结合，更有效地共同统治各族人民，在冯太后的辅佐下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延兴二年（472），政以久任，满一年升迁一级；治绩不好的即使就任不久，也要受到处罚，甚至降级。
延兴五年（475）为改变过去州、郡、县争收租调的混乱局面，政府确定只能由县一级征收，征收时禁止使用大斗、长尺、重秤。
太和八年（484）颁布俸禄制，申明俸禄以外贪赃满一匹绢布的处死。次年颁行的均田令中，又规定地方守宰可以按官职高低给一定数量的俸田。所授公田不准买，离职时移交下任。
太和九年（485）颁布了均田令，对不同性别的成年百姓和奴婢、耕牛都作了详尽的受田规定。授田有露田、桑田之别。露田种植谷物，不得买卖，七十岁时交还国家。桑田种植桑、榆、枣树，不须交还国家，可以出卖多余的部分，买进不足的部分。还授土地时对老少残疾鳏寡都给予适当的照顾。
北方广大地区由于战乱，户口流徙，田园荒芜，大量土地无人耕种。北魏政权为增加财政收入，稳定社会秩序，颁行均田制。先审定户籍，再按户口分配土地，实行新的租调制。奴婢和牛都可受田。均田制在当时地旷人稀的前提下施行，在不损害地主阶级既得利益的前提下施行，有益于生产发展和稳定的。北方大量的荒地被开垦，耕作技术也有了提高，农业的发展，使养蚕、牧畜、酿造等农村副业也发展起来，改变了北方荒凉残破的景象。
太和十年（486）以三长制取代宗主督护制，采用邻、里、党的乡官组织，抑制地方豪强荫庇大量户口。
太和十年，孝文帝对租调制度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新租调规定以一夫一妇为征收单位，每年交纳帛一匹，粟二石。十五岁以上的未婚男女，从事耕织的奴婢每八人，耕牛每二十头的租调，分别相当于一夫一妇的数量。
太和十八年（493），孝文帝排除穆泰、元丕及太子恂等鲜卑旧贵族和保守势力的反对，把都城从平城迁至洛阳。
迁都后，督使鲜卑族禁着胡服，改穿汉人服装；朝廷上禁鲜卑语，改说汉话；规定鲜卑贵族在洛阳死后，不得归葬平城，并改他们的籍贯为河南洛阳，改鲜卑姓为汉姓；鲜卑贵族门阀化，提倡他们与汉族高门通婚等。
太和年间，议定百官秩品，分九品，每品又分正、从。从品为北魏之首创。十九年，又按照家世、官爵等标准，将代北以来的鲜卑贵族定为姓、族，姓为高，族次之，其中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皆太祖已降，勋著当世，位尽王公，灼然可知者，且下司州、吏部，勿充猥言，一同四姓。”所谓四姓，一说为中原汉族高门崔、卢、李、郑，一说为汉族甲、乙、丙、丁四种郡姓，后者似为确。班定姓族，使鲜卑贵族与汉士族得以进一步结合。
孝文帝改革使北方社会经济有了明显发展，手工业生产日益活跃，商业活动也日趋活跃。加速了北方各少数民族的封建化进程，对北魏社会政治生活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最主要的影响是促进了民族的交流和融合，为结束长期分裂局面，重新走向国家统一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