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元代没有文字狱呢？首先是蒙古人有着强烈的文化自信。其次，蒙古人思路比较单纯，认为其他民族对马背民族是构不成威胁的。
关于元代，普通读者头脑中的印象可能只有以下关键词：屠杀、混乱、四等人制……有人说，元代是中国历史的黑暗时代。其实元代在治理上也有它的优长之处。比如元代没有文字狱。
一般来讲，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往往会对汉人知识分子的文字多加注意，警惕他们讥讽本族，鼓动民族主义情绪。清朝因为虏、胡、蛮、夷之类的字眼，多次兴起文字大狱，更是闻名史册。这些残酷的文字狱，反映出来的荙是统治者内心的文化自卑。他们“出身”得不体面，如同阿Q头上的癞疤一样，是绝对不能提的。但是元朝却不是这样。
蒙古人自己所写的《蒙古秘史》，里面就赤裸裸地记载了大量蒙古统治家族那些“见不得人”的事。比如为争夺一点食物，草原上的父子、兄弟会自相残杀；遇到困难时期，家中的老幼病残会遭到遗弃等等。
成吉思汗的先祖“朵奔篾儿干”用一块肉换来了一个奴隶，结果他死后，这个奴隶和他的妻子“阿兰豁阿”生了三个孩子，其中之一就是铁木真的祖先。
多本磨根的妻子共有五个孩子，最小的孛端察儿是成吉思汗的直系祖先。孛端察儿尚在幼年，母亲去世后，四个哥哥立刻瓜分了她妈妈的牲畜和食物，不留给年幼的孛端察儿任何东西。在记载这些事情时，蒙古人并没感觉有什么内容需要隐讳。
其他民族所写的蒙古历史，比如《史集》和《世界征服者史》，也有许多今天看起来非常触犯忌讳的记载，比如对蒙古人征服过程中的残酷屠杀描述颇为详细，但是蒙古统治者也并不以为然。
我们再来看一下元代翻译蒙古人的名字，不知为什么，通常选的都是不太雅观的汉字，比如怯、黑、秃、孛、老、丑、术、剌、篾、牙等等。孛端察儿的长子，成吉思汗的九世祖，被译为“八林昔黑剌秃合必畜”。
此外，蒙古人名中还有被翻译为“大丑”、“拙里不花”、“畏答儿”、“磨里秃花”、“秃呵”、“八乞出”、“怯古里秃”者，几乎是怎么古怪怎么不好听就怎么翻译，但是蒙古人似乎没有人把这个当回事。
马背上夺天下的蒙古人，尽管制定了很多强硬的防范汉人的政策，但是手段并不阴柔。
元代文网粗疏，绝少深文周纳之举。“元季国初，东南人士重诗社。”南宋灭亡之后，遗民集会结社成风，临安（元改为杭州）、衢州、平阳（今浙江温州市）、会稽（今浙江绍兴市）、吴兴（今浙江湖州市）等地都是诗社遍地。
遗民时常在诗文中怀念故国，抨击时政。比如林景熙在南宋曾经为官，崖山之变后弃官归里，在会稽设诗社，奉宋主龙牌，朝夕哭奠，日与朋友们诗文往来，私相痛悼。“遇遗民故老于残山剩水间，握手歔欷低回而不忍去，缘情托物，发为歌诗，以寓《麦秀》之遗意”。其中不乏论议激烈、文辞刻露者。但是有元一代没有任何人因为结社集会受到迫害。
元代也曾经有人想制造文字狱，不过没有成功。
元初名士梁栋喜欢游山玩水，有一天在茅山大茅峰上题了一首长诗，这首诗写得一般，但是其中确实流露了一些悲宋伤今的心态。恰好在上山之时，梁栋因为租住道观之类的小事与山上的道士发生了争吵。道士看到此诗后，遂举报此诗“谤讪朝廷，有思宋之心”，告到了茅山所属的句容县，句容县马上又汇报到了朝廷。
就在江南文人为梁栋的命运惴惴不安之时，一封判决书从礼部传达出来：“诗人吟咏性情，不可诬以谤讪。倘是谤讪，亦非堂堂天朝所不能容者。”于是，梁栋被无罪释放，在江南纠结游山玩水。
这段判词是多么地自信和豁达。如果梁栋早生几百年，或许会像苏轼那样，成为“乌台诗案”的受害者；如果他晚生几百年，茅山“诗祸”或将演变为又一桩“《南山集》案”。后来身处明朝专制之下的王世贞因此称叹胜国法网之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