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租界是这么划定的
说起当年日租界的开设，一般认为是甲午战争之后，中日两国根据条约规定，经过多次谈判于1898年设立的，实际上，在日租界的划定过程当中，作为时任天津领事的郑永昌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郑永昌出生在日本，郑氏家庭是明代归化日本的中国人，世代从事翻译工作。郑永昌早年随父在华学习和工作，1896年派驻天津任二等领事，1897年升任一等领事，正是由于郑永昌的这一特殊背景和成长经历，使得他在与中国官员交涉时具有别人难以比拟的优势。
1896年12月，郑永昌秘密报告日本外务省，主张日租界要选定河运便利的地方，并认为在海河西岸天津城南闸口至法租界之间的马家口地段，西南到土围墙边，设立日租界最为恰当，并提供了大量相关材料。
日本政府根据他的报告，划定了日租界，界址为东临海河；东南面起自今锦州道，与法租界接壤，向西南至墙子河，再向西沿河为界，至海光寺；北面起自闸口，沿今和平路向南，至多伦道，再沿多伦道向西直抵南门外大街，再向南折至海光寺。总面积约2150亩。
重现当时租界内的生活场景
当年，日租界是日侨的主要居住地。租界内各类商店鳞次栉比，能够满足日侨们日常生活所需。甚至很多居住在租界外的日侨也前来此地购物、游玩，他们试图在日租界内构建一种本土型的生活空间，因此这里的生活具有浓厚的日本色彩。
日租界内的文化娱乐也都是日式的，会经常从日本招聘艺人演出。每逢日本人重视的元旦、纪元节、天长节这三大节日到来时，租界里都会很热闹。
据曾经在天津度过童年生活的丰田势子回忆，元旦时家里会做日本特有的年糕，喝屠苏酒。孩子们玩的也是一些日本游戏。当时的日租界内还开设了多所学校和医院。
揭秘“寓公”群体的生活状态
租界最初是不允许中国人居住的，但是由于自身能力的限制，后来这一政策并未能坚持下来，很多租界都允许中国人购地建房和居住。日租界不但允许中国人居住，还采取各种措施吸引中国人前来开发建设，以加快其发展。
在租界戒严时期，日本领事馆也会给予居住在日租界内的上层华人以特别通行证，使其免受检查。一些失意的官僚、贵族、军阀、政客纷纷跑到租界内藏身避风。很多商人为了避免兵燹带来的损失，也纷纷迁入租界发展。当时在租界内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阶层，那就是“寓公”。据统计，这批人在民国初年寓居天津租界者不下500人。
不少寓公选择英法意租界，但日租界也有不少，他们多是有留学日本经验的人、知识分子，也有不少是亲日的清朝遗老遗少、下野的军阀政客、富商大贾。例如第八镇统制张彪、四川布政使李保恂、陆军总长吴光新、驻日公使李盛铎、陆宗舆、外交总长曹汝霖、内务总长王辑唐等人都住在天津日租界。
这些寓公们生活奢侈，追求享乐，经常出入各种晚宴和舞会活动，打麻将、赌博。日租界内开办的“大罗天”游艺场，不仅有京剧院、露天电影、杂耍剧院，还建有许多饭店、小卖部，备有烟酒点心，台球房、套圈等赌博游戏。和当时的张园、桃园并称为天津三大“夜花园”。居住在租界内的逊清遗老和北洋政府的朝野官僚政客，多来此游览休闲。
侵略推翻了友谊的小船
中日两国因历史渊源、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经济和文化上的相通，一直以来都有密切的交往。近代以来，虽然双方矛盾不断，但仍旧没有中断交流，甚至在1904年日俄战争后，中国国内还掀起了向日本学习的一个高潮，大量中国人留学日本，希图中国能像日本那样迅速崛起。
然而事与愿违，中国不但没有摆脱西方侵略者的魔爪，反而又陷入了日本人的侵略深渊。随着中国民族主义意识的觉醒，反日、抵制日货运动此起彼伏，中日关系日益紧张，两国之间的交流也日渐隔膜，充满矛盾。
早期，天津的城市精英们，与日本人的交往很多，如严修，他和日本客人们喝着茶，讨论教育和现代化的问题，并互相交换书法作品；天津的盐商望族华学澜及其家族也经常招待日本军官们，一起喝酒、闲聊；徐世昌下野在津时，也经常接待来访的日本人。最早来津的日侨也习惯平等地和当地中国人、外国人交往，很多人使用汉语、英语。当时日本人开设的工厂、经营的公司、洋行也雇佣不少中国人，家里雇佣大量中国佣人。
不过，随着日本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中日关系日益恶化。租界作为列强侵略中国的前沿阵地，民众自然也将目光集中到租界地区，自然也成为民众攻击的目标。不少日侨，尤其是小商人因中国的反日、排斥日货陷入困境。排日运动的发展，使得日本人中间逐渐形成敌视中国人的意识。而中国人对于日本的侵略也极度痛恨，再加上不少日本人的傲慢无礼，也使得中国人对其充满厌恶。于是，中日两国国民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昔日的亲密交流不复存在。在日本人开设的工厂、洋行工作的中国人也尽量减少与日本人的交往。
真实的历史不会因失忆消失
天津日租界不仅是日本在华开设规模最大的租界，内中密布间谍机构、警察公署，还是日本华北驻屯军的所在地。可以说是日本侵略中国尤其是华北地区的前沿阵地。一些日侨利用开办的商店、旅馆、饭店从事秘密特务活动，如经营照相器材的樫村洋行、从事运输的武斋洋行都是特务活动的秘密联络点，而寿街的常盘旅馆，曙街的神户馆、扇家料理店等，也是日本高级特务的活动场所。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特务机关更是大批出现，如“青木公馆”“茂川公馆”“三野公馆”“和知公馆”等，这些特务机关的具体任务虽各有侧重，但总的目的是为了配合日军发动侵略战争。
日本在举国一致的对外侵略中，国民个人很容易陷入集体狂热当中。结果，他们总是跟随日本帝国主义，向着侵华的道路迈进，积极为侵略战争提供后勤保障和支持。战后日本人的集体失忆、缺乏深刻反省就是很好的证明。但是，真实的历史，侵略的事实，不会因为他们的失忆而消失。
如今，当年日租界所在的区域，是我们的城市中心，津城最繁华的商业和生活区，展示着我们这个国际化都市日新月异的景象。岁月的脚步没有停歇，过去的一切，都写进了历史，租界里的故事，都成为往事，侵略带来的伤痛和教训，伴随着历史遗迹永远值得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