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八旗正式出现之前，法律制度便开始形成。万历十五年(1587)六月，在努尔哈赤起兵之后四年，在佛阿拉筑城，“始定国政，禁悖乱，戢盗贼，法制以立”，当时军律荒弛无序的程度，以至使身在汗位的努尔哈赤险遭不测。
在八旗法律中禁偷窃也是一个重要内容。在女真人传统中，抢掠和偷窃财物是他们获得财富的一种合理方式，但在八旗建立之后，这种行为便成为危害八旗稳定的罪行，为此对偷窃罪判刑极重。如天命六年九月，甲喇章京永顺在攻陷辽阳时窃匿财物罪被判死罪。
出关以前的满洲人的法律也向游牧民族一样原始简单。法律基本上是军法和刑法，财产法和契约法则简单得可以忽略不计。有人愿意将“八旗制度”称为行政法，我更倾向于理解成社会组织方式，虽然八旗制度的上层规则勉强可以称为“官制”，但那只是八旗制度的一个侧面。入关前的刑法基本上是部落民狩猎习惯和军纪的发展总结。
满洲社会自身文化水平非常落后，远远不如蒙古、汉、回等民族，成吉思汗《大札撒》这样的民族法典都没能孕育出来，其罪名散乱无章，主要包括侵犯八旗贵族和大汗（皇帝）、逃亡叛逆、杀人盗窃、通奸乃至迷信杀人等。
惩罚犯罪的方法也是比较落后。死刑有斩首、烧杀、炮烙、碎尸、淹死等。关外时期满人始终处于扩张战争中，劳力十分缺少，因此没有流徙等自由刑和劳役刑，个别贵族有“拘禁于空屋子内”的处罚，大多数社会成员则广泛采用便捷的肉刑和痛苦刑，如鞭责、“打腮”、“贯耳鼻”、“射鸣镝箭”等，还有饿饭等特色方式。另外轻罪过失也采用纳金赎刑的做法，一切都似乎都回到了汉族先民的商周时代。
刑律制度
清代虽然没有公开搞类似元代“四等人”的民族歧视法，但只是为了表面上的公平，以免激起汉人的反抗，实际上旗人在法律上享有一定的特权。《大清律》固然几乎完全沿袭前代，但是实施中，必须加上“八旗制度下”五个字的定语，凡是遇到旗人犯罪，定罪量刑与汉人并不相同。
首先是旗人处刑方面的区别。《大清律·名例》规定，“凡旗人犯罪，笞仗各照数鞭责。充军留迁，免发遣，分别枷号。”具体枷号折抵法则是相当轻的，比如仅次于死刑的充军，折抵枷号70～90日，甚至杂犯死罪者也可以枷号，（真犯死罪者不可）。清沿明制无官当，但类似原理的“消除旗籍”即将旗人降为汉民则是旗人特有的处罚方式。
其次是司法方面，旗人案件由特定机关审理。京师平民旗人由步军统领衙门审理，贵族由宗人府审理，民事案件由户部现审处审理。地方官员可以审理地方涉及旗人的案件，但无权判决，只能提出审理意见，交由相应的满人审判机关——理事厅处理，理事厅是类似“军地联络办公室”之类的机构，专门负责协调八旗驻军和地方关系，官员也都由旗人担任。旗人的刑罚执行也不同于汉人，斩立决者可以减为斩候监，刺字不刺面而刺臂，徒刑则有专门的监狱。
特权法实施的结果自然是旗人“自恃地方官不能办理，固而骄纵，地方官难于约束，是亦滋事常见。”虽然和蒙元时期比较起来，满洲人的民族特权还是比较克制的。尤其是后期，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角色已经大大淡化，满汉两族无可避免的融合，这些特权法也逐渐消亡，但是整个清代，民族特权法一直是存在的。
每年在承德避暑山庄进行的“木兰围场”，满蒙文武官员都要比赛射箭，不及格的要罚俸、革职。皇帝还专门立法鼓励旗人去学习满文、满语。但这些措施的实行并未改变满人汉化、八旗军队腐化的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