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训诂语法札记论文【优质3篇】
《论语》训诂语法札记论文 篇一
在《论语》这部经典著作中，语法的运用是非常重要的。通过对《论语》中语法的训诂和解析，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其中的思想和意义。本文将重点探讨《论语》中的语法运用，以及它们对整体意义的贡献。
首先，我们来看《论语》中的主谓结构。主谓结构是语法中最基本的句子结构，也是表达思想的核心。在《论语》中，孔子经常使用简洁明了的主谓结构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教诲。例如，“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中的“子曰”是主语，而“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则是谓语。这种简洁的语法结构使孔子的思想更加直接和易于理解。
其次，我们来看《论语》中的修辞手法。修辞手法是指通过特定的语法结构和词语来增强语言的表达力和感染力。在《论语》中，修辞手法被广泛运用，使文章更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例如，“巧言令色，鲜矣仁。”中的“巧言令色”使用了并列结构，通过对比的修辞手法，强调了仁德的重要性。这种修辞手法不仅使语言更加生动有力，还能更好地传达思想和观点。
此外，《论语》中的动词运用也是非常丰富多样的。动词是语法中最活跃的成分之一，它能够使语言更加生动和形象。在《论语》中，孔子经常使用具有强烈动作意义的动词，以突出教育和修身的重要性。例如，“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中的“见”、“思”、“焉”等动词，都能够使读者直观地感受到孔子的行动和思考过程。
综上所述，《论语》中的语法运用对整体意义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主谓结构的简洁明了、修辞手法的生动有力以及动词的丰富多样，都使《论语》成为了一部思想深刻、语言优美的经典之作。通过对《论语》中语法的深入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其中的思想和观点，从而更好地应用于实际生活中。
《论语》训诂语法札记论文 篇二
《论语》作为中国古代经典文化遗产，其语法运用不仅反映了古代汉语的特点，还体现了孔子的思想和教育理念。本文将从《论语》中的语法运用入手，探讨其对句子结构和意义的影响。
首先，我们来看《论语》中的句子结构。句子结构是语法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直接影响到句子的表达和理解。在《论语》中，孔子经常使用简洁明了的句子结构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教诲。例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的“己所不欲”是主语，而“勿施于人”则是谓语。这种简洁的句子结构使孔子的思想更加直接和易于理解。
其次，我们来看《论语》中的修辞手法。修辞手法是指通过特定的语法结构和词语来增强语言的表达力和感染力。在《论语》中，修辞手法被广泛运用，使文章更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例如，“巧言令色，鲜矣仁。”中的“巧言令色”使用了并列结构，通过对比的修辞手法，强调了仁德的重要性。这种修辞手法不仅使语言更加生动有力，还能更好地传达思想和观点。
此外，《论语》中的动词运用也是非常丰富多样的。动词是语法中最活跃的成分之一，它能够使语言更加生动和形象。在《论语》中，孔子经常使用具有强烈动作意义的动词，以突出教育和修身的重要性。例如，“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中的“见”、“思”、“焉”等动词，都能够使读者直观地感受到孔子的行动和思考过程。
综上所述，《论语》中的语法运用对句子结构和意义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简洁明了的句子结构、生动有力的修辞手法以及丰富多样的动词，都使《论语》成为了一部思想深刻、语言优美的经典之作。通过对《论语》中语法的深入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其中的思想和观点，从而更好地应用于实际生活中。
《论语》训诂语法札记论文 篇三
《论语》训诂语法札记论文
摘要：《论语》是一部常读常新的经典著作。本文从训诂学、语法学的角度，对《论语·雍也》和《论语·子罕》中的两则记录进行了重新的审视和说解，同时加入语义的照应和上下文的衔接来处理，以求得更加合理的理解，使文义畅通、词顺字安。
关键词：论语，训诂，名词活用，语义照应
对“野”、“史”、“君子”的看法
《论语·雍也》有载：“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目前对“野”、“史”和“君子”的具体训释，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主要有几种看法：一是认为“野”、“史”和“君子”为形容词；二是认为“史”为动词，看作是“饰”字的假借；本文持第三种意见：认为“野”、“史”和“君子”是名词。
清代刘宝楠在《论语正义》中的解释是相对复杂的，比如刘氏提到：“当时君子，非质胜文，即文胜质，其名虽曰君子，其实则曰野曰史而已。夫子为之正其名，究其义曰‘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言非质备，无以为君子矣。”、“敬而不中礼谓之野，礼是文，野人有质无文，故言鄙略。《仪礼·聘记》云‘辞多则史’……”刘氏主要在于说明或者支撑儒家讲求的礼仪之道，有些地方集众家的解释，而最终就“野”、“史”、“君子”的具体所指却没有言明。后来杨伯峻先生在《论语译注》中对这句话的译文是“朴实多于文采，就未免粗野；文采多于朴实，有未免虚浮；文采和朴实，配合得当，这才是个君子。”我们认为有不当之处：从训诂角度来讲，“野”、“史”和“君子”是应该相互对照来加以解说的，在词类和词义上应有相通之处。杨先生在译文中把“野”解释为“粗野”、“史”解释为“虚浮”，都是形容词用法，把“君子”视作名词用法，这样一来显得对全句的说解不够对称，没能表现出三者的一致性，出现了偏差。包咸说“野如野人，言鄙略也。史者文多而质少。彬彬，文质相半之貌”，包咸的说法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后来有人以“彬”做“斌”，有人以“彬”通“份”，指参半的样子。这句话的主要意思大致是说“文采”和“朴实”的关系，也就是“文”与“质”的关系问题。而刘宝楠始终未能说明该句的要旨，至少不够明确。而包咸所说的“野人”，我们也不能以今天的眼光去加以理解。“鄙略则近于俗”，“野人”是指“偏远之地、目光短浅之人”。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说“野，郊外也”，根据这些我们才能够理解“野人”并不是在说居住在偏僻地方的人，而是说“质”多于“文”的人：受到拘束，目光不够远大。同理可以理解“史”：“史”就是史官，据《周礼》、《礼记》记载，“史”是当时国家必需的专门人才，以记国之大事，或记帝王、国君的行为、政绩。当然在记载这些事迹过程中，作为统治者不免有标榜自己“德行”的倾向。作为史官，在史书的.记载中不免出现虚夸成分，于是“史”自此有了另一种意味。“君子”并非如刘宝楠所说“群男子”的意思，因为与“野”、“史”相对应，“君子”当理解为当时社会上真正有德有识有才之士。据此可以认定“野”、“史”、“君子”是名词，是指具备了“野人”、“史官”、“君子”这三种人各自具备的最明显特征的人。
我们还可从语法学的角度再做分析。上古时期并未有严格的语法规范，名词本身是具有这种用法的，《论语》中还有很多用例，比如：
（1）、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论语·颜渊》）
（2）、觚不觚。觚哉！觚哉！（《论语·雍也》）
（3）、固天纵之将圣，有多能也。（《论语·子罕》）
上述例句中斜体部分的词语，我们可以认为是具有了形容词的功能，但它们本身还是名词。这种句子在语法意义上是指前面的本体具备了这个名词（喻体）所具备的性质或状态，这和现代汉语中的比喻很相似，我们把某物比喻成另一物，并不是说这本体和喻体完全相同，而是说本体或本体的一部分具有了喻体的相似性质、状态。所以从语法角度，我们可以对这句话作出合理的解释，所以把“野”、“史”、“君子”理解为名词既不牵强，也符合这几个词语的本来用法和语法性质。这样，从训诂学和语法学的双重角度对这一句话中的重点词语进行了说明，词顺而文安，丝毫不致混乱。
关于“子畏于匡”
《论语·子罕》中有载：“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欲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刘宝楠在《论语正义》中对“畏”字引用《说文解字》的说法，认为是“恶也”，还引用《广雅》中“惧也，恐也”的说法，认为“夫子见围于匡，有畏惧之意”。此处依据孔子曾经被匡地人围困的史实，认为孔子有“畏惧之意”，并把这种理解作为对该句中“畏”字解释，我们认为有不当之处。依据《说文解字》和《广雅》的说法，“畏”应该解释为“惧也，恐也”，那么它就是表示心理活动的内动词，“于”如果是被动标志，此处把这句话解释为被动用法是不合适的。因为“恐、惧”意在上古时期直至今天的汉语中，如果不适当活用，是不能用于表示被动的，所以把“畏”解释为“畏惧”是局限于词义训释的，没能结合上下文做更为合理的解释和探讨。依据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的说法，“孔子（及其弟子）在匡地被当地的群众拘禁，（孔子）便道……”，把“畏”解释为“拘禁”，其注释是依据《史记·孔子世家》中的记载“孔子适陈、过匡，匡人囚禁孔子”等史实指出“畏”的意思是“拘囚”。杨伯峻先生并未把“畏”解释为“恐惧”。争论焦点就在于“畏”字上。我们认为把“畏”理解为“围”字的通假字，“子围于匡”是典型的先秦汉语的被动句式。在春秋战国时代，用“于”字作为标志是当时最主要的被动句句式。把“畏”解释为“围”，那么它便成为具有被动意义的外动词，“于”字之后的“匡”不仅是指地方，而转义为“（当时在）匡地的人”，就是被动句式中的施动者。更重要的，在《韩非子·难言》中我们发现“仲尼善说而匡人围之”的记载，两相对照，此处理解为被动句，“畏”与“围”通，这是很有说服力的，这是文献例证和文献训释。
根据下文，在“被匡人围（畏）”之后，孔子十分自信地认为“文王既没”之后“斯文在兹”，虽然说到“天之未丧斯文”和“天之欲丧斯文”两种情况，我们却能体会到孔夫子旨在强调“天之未丧斯文”的情况，孔子并未惊恐，集“道德、仁义、斯文”于一身的孔子针对“道之不行，已知之矣”的现实已经习惯了，却又实在有一种“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我们可以推断孔子的“道”会时常碰壁，所以即使周游列国，结果却总是不理想，所以孔子及门人经常不被各国执政者理会，甚至被直接驱逐，那么在匡地被围（拘禁）也实在不足惧了。所以把“畏”解为“恐也、惧也”在文中没有明确体现出来。此处解为“围困”之“围”更能使文章通达。从整体的文意、整体的篇章上去把握，更利于准确地分析字义、句义。
参考文献
1 陆宗达、王宁.《训诂与训诂学》[M] .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4.
2 王力.《汉语史稿》[M] .北京:中华书局.1980.
3 王力.《王力文集》(第三卷)[C]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
4 杨伯峻.《论语译注》 [M] .北京:中华书局.1980.
